“现在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很多老百姓感到无钱可花,有钱不敢花,个别阶层却有钱没地方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联合访谈时说,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30年来,初次分配时收入越来越向资本倾斜,劳动者的工资长期不提高。
有一种观点认为,提高劳动者工资,会导致现在企业的成本提高。甚至有人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使很多企业短期内难以消化劳动力成本导致的。还有人说,现在的通货膨胀有成本推进型的因素,其中包括劳动者工资提高。
“我觉得这些说法很不公平。”尹中卿说。在《劳动合同法》制定的2008年9月,他在调研时发现,在一些地方,当父亲的当年打工时的月工资,和他的儿子长大后再去打工时工资基本一样。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他们的实际收入是减少了。
在尹中卿看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政策没有及时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他建议,政府应加强《劳动合同法》的劳动监察,及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允许劳动部门、资方和工会三方集体谈判劳动工资。“我觉得,只要能做到一条,就能极大地提高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收入水平。”
还有一些企业经营者说,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来说,税费负担本来就很重,如果再提高工人工资,有些企业可能就得关门。那么,提高的劳动者工资,这笔钱应由谁来出?
尹中卿表示,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微利企业,应该降低税负和费用标准。现在,年均收入3万元以下的小企业按一半缴税,但“这还不够,还可以更低”。比如,他建议,对刚刚创业的、雇工8人以下、或年盈利率低于3%以下的企业,还应该免税。此外,如果企业雇用的工人多,还要给予奖励和补贴。
“财政收入今年可能增收几千亿,”尹中卿问,“为什么GDP增长只有9%左右,但税收增长了20%多?”他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税收比较高,“国家应通过减税、降税、免税甚至是奖励的办法,鼓励企业提高劳动者工资。”
尹中卿还认为,国企是在近3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前提下上市的,因此,国企应为国家多作贡献,比如,现在提出要将国企的纳税比例从5%提高到8%,提高了3个点,“如果按8000亿的税后利润算,提高3个点就等于增加了240亿。这笔钱只有投入公共财政里,才能给全体老百姓用。”
尹中卿指出,在收入再分配领域里,还有两个结构性矛盾。第一,国家财政收入将近6万多亿元,中央占4万多亿元。地方越来越穷,中央越来越富,导致地方上的财力与人事权不匹配。
“最终解决城市居民社区的一些公共事业保障,不是靠中央,是靠地方政府。”尹中卿说,如果地方政府连吃饭的钱都管不住,根本谈不上把公用事业搞好。
第二,不能国富民穷。尹中卿说,有些外国人觉得中国政府是全世界上少有的有钱政府,好像钱都花不完,不仅可以搞一般的公共项目,还可以搞建设。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能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钱从哪里来?这些都投了,能收回来吗?这反映了政府有钱,老百姓呢?”尹中卿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高铁,有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但同时也有天价的幼儿园、高价的养老院,这说明政府公共职能缺位,并没有把钱放在医疗设施、教育设施、文化设施、养老这些方面,导致上学难、看病贵。“如果政府过多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而不关注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设施、社会保障,老百姓就会有后顾之忧,有钱也不敢花。”
本报记者 原春琳 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