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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心里的“不公”多数情况下是对“命运不公”的误称，一些牢骚满腹的人，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平等主义者，他们真正不满的，是自己未能集命运的万千宠爱于一身；换言之，他们真正不满的是，他们未能深化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让他们保持发牢骚的状态，恰是社会大体公正的标志。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似乎每个人都梦想成为小概率的幸运者，而且概率越小越好。但《伊索预言》中的克洛伊索斯的朋友和我一样，都固执地相信，过于幸运是要遭神妒的。因此，克洛伊索斯的圆满令他的朋友不安，在这位公元前6世纪小亚地区的国王这里，诸如“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这类礼仪之邦的程式化的祝福语都得到了兑现。为了打消朋友的顾虑，他随手将一枚戒指抛到海里，几天后，这枚戒指在王宫后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被发现。朋友闻讯出逃：这个连缺憾都制造不出来的可怜人，定是万劫不复了！不出几年，小亚被波斯攻灭，克氏自己被缚上了猩红色的火刑柱。
正是这个克洛伊索斯，曾踌躇满志地向远游至此的希腊大哲梭伦求证：谁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行过万里路又读过万卷书的梭伦却拒绝将他列入幸运者名单，梭伦的幸运理论至简至深：一个人的幸与不幸不能以一时的得失论，而应察其一生，只有盖棺方能定论。他之所以坚持长时段考察的方法，想必是因为他的慧眼里见证了太多的时运流转，正负相抵，祸福相依，两极相通。
在造物主自娱自导的舞台上，幸运者无非是其随兴挑选的主角，即便出于剧情自身的逻辑，这样的主角人生也必定是跌宕起伏，集大幸运与大不幸于一生。
被命运宠坏了的人总为未能挤进更幸运的小概率而向命运发问：升了局长的，为什么是别人，而不是我？考上清华的，为什么是别人的儿子，而不是我的儿子？被公派出国的，为什么是别人的老婆，而不是我的老婆？他们从不发问：为什么锒铛入狱的总是别人，而不是我？罹患白血病的，为什么总是别人的儿子，而不是我的儿子？遭遇车祸的，为什么总是别人的老婆，而不是我的老婆？
由于在命运派发幸运的同时又剥夺了感恩的能力，幸运的他们却只能在郁郁不得志的糟糕状态中郁郁寡欢以至郁郁而终。反过来，再平庸的人们的平庸一天，也会因感恩能力的补偿性获得散发着幸运的福泽：我们感恩于清晨又一次如期醒来，而没有像一些人那样被心肌梗塞致命地偷袭；感恩于上下班来回20华里的路段均告平安，而没有被驾校速成班推向马路的交通杀手撞伤，尤其在校园那段路上没有邂逅李刚的儿子；感恩于一日三餐成功地躲过了饭噎、水呛、鱼刺卡等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频发的餐桌事件；感恩于身体各个零部件在长达24小时里都运转正常，没有出现任何脱节或抛锚意外……
是的，我们在其中任一个环节上遭遇不测的概率都微乎其微，但所有这些小概率日复一日地累加却注定了，总有一天我们将死于其中的这个或那个环节。死是必然的，活着则是偶然，我们每天都游走在偶然性的罅隙与庇护之中，其险象环生有如横穿闹市区一个交通信号灯失灵的十字路口，而我们竟然都毫发无损地一次次穿越成功，这不是幸运又是什么？
或许，正因为我们总是属于大概率人群，所以我们才既不那么幸运，又不那么不幸。我们家道小康，有五六十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可供蜗居；财政上可支持坐公交上班或偶尔打的；妻子脸上有雀斑点点，但还不至于难看；儿子学业中等，也有望成为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我们之所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仅因为我们没有被命运选中去占据社会舞台的中心，更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家国苦难需要借助扬声器来倾诉。你瞧，我们从不担心被人劫，被人绑，被人暗算，被人举报……
真的有什么实体意义上的幸运吗？甚至，真的有幸运这回事吗？
■毕会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