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之下“礼多神不怪”？

    中断160余年的日坛祭日典仪将首次恢复，3月20日，“祭日典仪”已在日坛公园先期彩排。在众多市民的围观中，“乾隆皇帝”率领一干“大臣”缓步就位，跪拜如仪。策划方还自创了“太阳礼”，祈盼太阳神保佑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据说，至此，京城“天、地、日、月”四大祭祀典仪都已恢复表演。（《北京日报》3月21日）

    与其他一些地方动辄追根溯源数千年地公祭“人文始祖”相比，“祭日典仪”上承160年前的祭祀传统，满打满算也只是到了清王朝，其历史记忆的恢复似乎也不算太渺茫。然而，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不免令人眼晕，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堂皇的公祭吗？这祭、那祭，真的是“礼多神不怪”吗？

    中国向来号称“礼仪之邦”，国人之好礼、多礼、习礼，不仅仅是国家认同、民族融合、观念习得的一种重要路径，更是国民对于这块土地和先民的情感所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礼”已经融入百姓的家常日用，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举止，很难将其从中完整地剔抉出来。所谓“礼在民间”、“礼失而求诸野”，讲的正是民间百姓对于“古礼”传承上的薪火不绝。

    而庙堂之上断断续续堂皇演绎的公祭，尽管可能很纯粹很庄严，也能保留一些程式化内容，但与民间之礼相比，其仪式化的成分更多一些，庄严堂皇的背后，难掩与民众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也因此，希望通过恢复这样的仪式来传承“礼”的文化，显然并不合宜。社会环境变化了，“礼”所承载的思想、意识和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古礼如何服务当下、如何重聚人心？仅仅恢复一些跪拜之类的形式，不过是皮毛罢了。

    更何况，传统的“礼”经过巨大的历史变迁后，甚至连形式也多已不存，时下许多公祭所谓的恢复旧制，也多似是而非。其间倒是充斥着不少铜臭气、烟火气，听任这样的公祭泛滥，难免令人遗憾。3月6日，河南省淮阳县举办公祭太昊伏羲大典，最后却曝出一房地产企业以118万元拍得头柱香。尽管当地后来表示，这些香火钱将全部用于救助困难学生，但公祭变成集资、仪式带动旅游，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样的公祭，与“礼”又有何干？

    纷纷扰扰的公祭大典不仅与恢复“礼”制无关，还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很多时候，国内一些地方热衷于大搞公祭活动，其用意似乎并不在于其所标榜的“弘扬传统文化”、“寻找中华民族共同的源流和精神支撑点”，不过是借题发挥，甚至是政绩冲动的别样表现而已。因为公祭，所以大兴土木，建起规模宏大的假古董建筑；因为公祭，所以四处攀援，请来众多名流达人……公祭是表，内里却在为滥用财政资源、社会资源张目。

    “礼多神不怪”，不过，公祭泛滥之下，“礼”多了，百姓却啧有烦言。一个时代的文化建设固然需要一些标志性的节点，但它更在于春雨润物式的渗透、感化，地方政府应舍弃那种堂皇仪式的片面追求，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在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中，营造一种日常的文化氛围，一种积极的文化精神，让民众从中有所感受、有所体验，也有所皈依。公祭什么的，该泼泼凉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