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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有形的文化遗产，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来，我国的“遗产”项目都在爆发式地增长。一些贫困县政府甚至不惜斥巨资为“申遗”铺路，因为“遗产”不仅仅是一张名片，更是带动GDP的神话。然而在“申报热”的背后，却是“保护冷”的现实。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王文章承认，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存在着“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非遗项目作为经济项目过度开发。“这说明地方官员素养不高。这种捞钱方式不会长久。”据王文章介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第三批开始，要在数量上从严控制。“而且要实行退出机制，检查保护措施到底落实没有、传承做得到底好不好，如果不符合要求，就从名录里销除，而且还要追求相关的责任。”
单霁翔也告诉记者，由于认识问题，我国一些地方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管理工作走过一段弯路，曾出现了“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但目前这种“申遗过热”倾向已经得到纠正。“国家文物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大依法保护、管理力度，认真履行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和建设控制地带新建项目的审批程序……越来越多的遗产地和申报城市明确认识到，申遗只是目标，不是目的。”单霁翔说。
去年，就在河南“曹操墓”事件仍然喧嚣不断时，四川彭山县村民联名上书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请求对该县莲花坝皇墓进行勘测、挖掘，期望能确认该墓为“刘备墓”。有人担心，这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发掘热”。
对此，单霁翔告诉记者：“多年来，我们对考古发掘项目的审批始终抱着审慎的态度。原则上不批准主动性发掘项目，并多次明确‘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目前，我们每年所批准的近千项发掘项目中，绝大多数均为在大型基本建设中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因此，虽然在本世纪初，有些地方政府试图鼓动发掘重要遗址和陵寝，但从未获批准。即使是评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九成以上均为在基本建设工程中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从未有为了制造和追逐‘热点’而进行的发掘。”
本报记者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