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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血花是一个普通人。大历史传奇中的英雄和才子们，遥不可及；那些平常时日中的平常人物，往往隐藏非凡的惊心动魄，近在咫尺又行于无形，他们的力量可以使平静的水面骤起涟漪。
1980年，花城出版社的一本小薄册子，名《忘却的美》，时隔多年作者名字我还记得清楚，叫刘血花。按照现在的话说，那本书应该是“成人绘本”，一本书里全是文配图，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个婴儿的成长史。比如它开头说：我出生在夏天。在摇篮里的日子，我以为世界总是这样摇晃不定。它还说：我首先要学会分出手指头、奶头和橡皮奶头的区别。有时我费了很大力气吸奶，结果发现吸的是自己的手指头——要知道，人一生下来就开始了学习的历程，包括纠正自己的错误。我对它偏爱，还清楚地记得另一个段落：我的麻雀给老猫吃了。我对猫怀有敌意。奶奶说，不要打猫了，它怀有小猫。我不相信破坏生命的东西能孕育出新的生命。
它描画人之成为人以前的混沌与蒙昧：婴儿的独白，与世界的天然联系，成年人的根脉与底色；没有是非感的哭与笑，在区分自我和他者之前的一派无私，利益取舍还没有侵蚀心灵以前的淳朴天然。还有对母亲、自然、生死、有无、正邪、美丑、善恶的好奇和初识。在几十年的江湖行走之后，它为人们居然呈现人之初的日记。
刘血花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相反她的命运像她的名字——血与花，如菊与刀一样，兼有着柔刚动静、喜悲吉凶的两极，生活中充满了大起大落。上世纪50年代，她19岁，学校要大家对“反右”谈看法，没人敢发言。她想：团干部带头，早说早了，可以回家。“我对‘反右’一无所知。找报纸来看，感到右派言论大多很正确，支书也一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改正错误’。当时我年纪太轻，就说认为右派言论是对的，然后全班同学一致反驳我、批判我。”“有不少农村来的同学，平时常对我说城乡差别大，农民吃不饱。可是在会上，这些话他们非但不承认，反而推到我身上。我第一次见识了虚伪，他们把发言变成了演戏！”因为讲了真话，她被定为全校唯一的女右派。
她22岁被分配到广西南宁植物园。当时全园的人知道从上海分配一个右派分子来，以为是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却看到一个妙龄女郎，还居然那么年轻时髦，简直让空气凝结。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人们自己开荒种玉米，再到老乡家找磨，将玉米磨成粉。“有个桂林人秦继诚带我去老乡家磨玉米。我先磨，他后磨，我发现自己吃亏——磨盘中残存的玉米粉，他后磨就归他了。我又不好说。在回家的路上，他还我一碗玉米粉，比留在磨盘上的多得多！我心想，真是小人遇到君子——广西人帮人总是在暗处，上海人帮人却在明处。”
“文革”时期，现实更剪断了她的风筝线。她嫁给秦继诚，不幸秦继诚在“文革”死于非命。她一度在自杀的边缘。屈辱和折磨，是她的日常课。“我羡慕那些死去的人，因为那时活着比死更痛苦。我之所以没有自杀，完全因为我的孩子。为了他我必须咬紧牙关活下去。”然而“血”与“花”也同时作用于她。人有一种奇异的自救能力，这使得她一方面经受政治高压的摧残，一方面美向内心生长，从未忘却。
比如，她常偷着在果园的草地上跳舞，旁边的榕树，高大壮丽而又生机勃勃。这里有一条清澈见底的良凤江，可以洗澡、洗衣服、摸螺蛳，还可以挑水，她常常自绘漫画——打柴、吹火筒、抓蛇、挑水，并擅自贴在食堂的墙上，群众看了很开心，但搞政治的人却很紧张，以为凡不是组织委派的，都可能是反动标语。但看漫画的内容不过是生活小事，以为她吃饱饭没事干才有这份闲心。这是《忘却了的美》创作的雏形——在畸形的血泊中开出一朵花来。
有一次，她的3岁的儿子惊喜地发现蜘蛛网上的露珠。他惊异的眼神使她不能忽视、不能忘记。是孩子慢慢地帮她找回生命之初、忘却的美。她对世事的丑恶选择了宽容，忘却的美成为她活下去的理由。
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