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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研究专家杨世林有个担心：在现有的导向下，中国再也不会有年轻人愿意去跟天麻和黄连打交道。
杨世林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这里是世界上五大药用植物专业研究机构之一。该所的老科学家徐锦堂被药农尊称为“天麻之父”和“黄连之圣”。
经过多年在药材产区的研究，徐锦堂改变了300多年来人们种植黄连的搭棚遮荫栽培方法，提高了黄连产量也节约了木材。他还结束了天麻不能人工栽培的历史，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野生天麻资源接近枯竭，医用天麻出现断档。
为了表达感激，从中受惠的陕西和湖北的药农们分别集资为这位科学家立了塑像。杨世林感慨：徐锦堂先生的成果是“扎根”扎出来的。但令他感到惋惜的是，徐先生一直没有评上院士，因为他没有“SCI论文”。
“SCI”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它收录了大量的国际学术期刊，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称为“SCI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一些单位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以此衡量研究水平。此后，“SCI”成了科学家头顶一根无形的指挥棒。
杨世林认为，在这根指挥棒下，为我国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徐锦堂先生不仅评不上院士，连教授也评不上，如今评职称、评奖都是要看SCI论文的。
他说，我国引入SCI评价以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像前人那样去做事。搞药材栽培的年轻人，不肯和药农打交道了，只盯着什么是“时髦的研究”，只关心发表几篇文章。而长期扎根产区的研究人员，晋升职称和申请课题都很困难。
对此，杨世林表示“很痛心”。他发现，自己身边的那些从事药物研究的年轻博士，在国外留学或工作时明明还在进行新药研发，回国以后“马上转行”，什么容易发论文就做什么，并且追求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文章的“点数”直接跟奖金、职称挂钩。
他认为，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根源就是当前的评价体系。至少，应该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有所区分，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加以衡量。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一直呼吁，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评价不要“一刀切”。
他说，针对科技评价体系的意见，科学家们年年讲，可年年不变。让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真正结合本地实际，解决工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国外的SCI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中国论文数量大增，成了这方面的“大国”。自己不赞成有人所说的“都是垃圾”。但不可否认，垃圾的确存在，真正在国际学术界能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也确实不多。
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说，现在科研管理者动辄就谈某项研究得了多少奖，发了多少篇SCI论文，连工程研究也要求有多少SCI论文。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管理的多元化，是科技界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多元评价，才能让大家安心做下去。
在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黄伟光看来，我国目前的短板在于如何把技术工程化，使之成为实际生产力。他说：“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大脑，很巧的双手，但是二者之间的东西没有。”
他说，科技人才并非都是搞理论分析和科学实验的。高级工程师非要去弄个“教授”或“研究员”头衔才显得有地位、有水平，这是不正常的。国家从导向上对工程技术人才应该有合理的定位。
多年以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曾在工厂工作。他“非常崇拜”那些能工巧匠。他至今仍记得当时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工人师傅如何挪动大型设备的场面，“太让人信服了”。他还常常想起那些吹玻璃的工人，想要什么形状就有什么形状，这些技艺不是文凭能够证明的。在那时，高级工人“比教授还厉害”。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多年不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评价体系不仅使得我们科研受到损害，而且是毒害了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都不知道做科研是什么目的了。”马志明院士说。
马志明还记得老一辈数学家许宝禄的一句名言。许老生前说过，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为发表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而是希望杂志因为发表了自己的好文章而有名。事实上，他的很多论文都是发表在国内期刊上。
但现在，马志明说，连国家科技奖的评审都要考虑一项研究成果是发表在哪本杂志上。国外权威杂志多少分，普通杂志算多少分，反而忽视了论文本身的内容。“这真的是有害的。”他说，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好的文章都不发表在本土杂志上了。
据上海大学教授、《生理学报》副主编吉永华介绍，我国以前在人工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可眼下，科学家们渴望在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出现自己的名字，形成了一种新的偏执的追求。
《自然》和《科学》都是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文章被引用率很高，“影响因子”居于领军地位。吉永华说，在SCI指挥棒下，科研人员不得不搞“短平快”的研究。而在一些人批评我国盲目追求SCI论文导致不少垃圾文章之后，很多单位为了在“顶尖论文”这个指标上赶上去，又开始追求杂志“影响因子”了。现在有人还会邀请《自然》和《科学》的负责人到中国，请吃请喝，跟人家套近乎。
这种局面的另一个恶果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被逼到了边缘，失去了国际上的话语权。吉永华指出，很多被逼急的中文期刊改出英文版，结果国内的人不想看，国外的人也不想看，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杂志。
清华大学教授朴英认为，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教育部就要“摧毁”针对博士生的评价体系。因为，高校将论文篇数分摊到每个教师头上，并将博士生的毕业门槛设定为发表几篇SCI论文甚至“顶尖”期刊论文。
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也指出，“这样的评价体系应该先摧毁为好”。他说，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统一的科技评价体系。我国有这么多科研院所，应该自己进行切合实际的评价。科学是五花八门的，为什么要统一呢？
今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领衔研制的“星光一号”芯片诞生10周年。这是我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
邓中翰将公司的成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坚持必须在市场上打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写报告、发表文章，所以才有今天一系列的成果。”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创新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发表论文，不是为了评职称。
可“论文崇拜症”眼下正困扰着众多科学家。杨世林悲观地说：“如果按照现在的评价体系，我们不可能出现天麻、黄连的成果。”
他说：“我觉得评价体系就是一个导向。你要把科学研究引到什么方向？”
“本来GDP也好，SCI也好，它们不是不好，问题是一到了中国人手上就往死里整。”这是另一位科学家的感慨。
本报记者 张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