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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凯先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里一些年轻的同事悄然离开了单位，随后成为不远处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企业里的员工。
在陈凯先看来，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选择很自然：尽管研究所在全国科研机构里面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但与企业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毕竟他们要先考虑生存的压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科研机构都隐约有了青年科研人员“出走”的态势，“出走”的理由都非常现实：房价、生活条件、教育理念、晋升职称等等。
“我很担心：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了，但一些人却不愿意潜心做研究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常文瑞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常文瑞也明白科研岗位的相对“清贫”，“我也有同学在企业工作，他就有钱买房、买车，而我却不行。这样的差距可能会让年轻人不平衡。”
有一次，常文瑞到台湾开会，一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
一位教授告诉常文瑞，他们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基础学科的学生，并不是真正想学知识做科研，只是想拿学位。于是，在这位教授负责的专业考试中，会让大部分学生及格，虽然他们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其中有一个学生的成绩太差，教授只得给了不及格。结果那个学生找过来，要求教授改成绩。这位教授说，我没权力改，而且卷子已经封存，没想到，学生教给老师一个办法：请你写一个悔过书，就说你判错了，你就可以改。
这位教授为此哭笑不得。常文瑞则感慨不已：“再过几年，大陆的学生会不会变得像那位台湾学生一样，不注重学习，只把学位当做一个跳板，不求专业上有什么进展，只要找到更有钱的单位？”
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中应该加进传统教育，比如责任心、钻研精神、奉献精神等。
常文瑞的想法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不谋而合。
“还有多少人愿意做科学家？”在李邦河看来，这跟学校的教育有关系，“老师经常会教育学生要找一份好工作，却很少有人会教育他们立志当科学家。”
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说，经济压力还并不是科研人员止步科学研究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就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水平，科研人员的待遇水平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他认为，使他们无法潜心做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
“很多单位都要评职称，看谁出的成果多，看谁写的论文多。可是很多基础的科学研究可能十年八年都出不了成果，如果评不上职称，生存就会有压力。”尹卓说。
在这样的制度下，有些人对于有难度的科研活动望而却步。“所以国家也该有个政策，来保证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基本环境，让大家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研究。”常文瑞建议。
本报记者 陈凤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