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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的时候，能力最重要，我相信自己一定不会比那些名校的学生差。”虽然已时隔半年之久，但记者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江苏某普通二本院校一名新生谈起未来时的那份自信，高考的失利没有影响他对未来的憧憬。
学校的牌子和能力之间肯定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不过，如果这位同学能有机会参观最近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场毕业生就业洽谈会，他将明白现实的差距：和名校的学生比起来，他的就业机会确实要少得多。
清华努力提高京外就业率
3月18日，300多家用人单位齐聚清华大学，其中包括一些特大型国有企业、重点高校和重点科研单位，提供了6000多个招聘岗位。清华大学今年的毕业生共有6500人，许多人选择出国或在国内继续深造，有大约4000人打算就业，其中包括近1000名本科生。
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高校可以不用为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发愁，清华大学是其中之一。它的自信体现在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熊义志微笑的脸上。他对记者说：“清华学生就业有个特点，他们不会‘闪婚’。不可能今天见面，明天就和你签约，一定有个过程。”熊主任的言外之意是，他们的毕业生面临的选择很多。
一家知名的门户网站曾做过一次调查，在参与投票的6625人中，只有38.8%的人对学校提供的就业信息表示满意。目前，尚没有数据表明清华大学毕业生对待这个问题的整体态度，但记者获知，2010年该校的就业学生中有高达70%的人是通过学校举办的招聘会和提供的就业信息签约的。
熊义志主任没有对此沾沾自喜，他反而表示校方并不喜欢这个比例过高。“那会让学生们形成等待工作上门的习惯。”他说，“我们更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人生规划主动去捕捉就业信息。”
据清华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材料，在那些主动来清华选才的用人单位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部队占了四分之一，剩下的是以国企为主体的众多企业。它们大多来自北京、江苏、上海、辽宁、广东、天津和重庆等地。
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表现出了吸纳清华毕业生的强烈愿望，纷纷主动上门，敞开怀抱。
去年，有18家地市级政府组团来到清华园。今年3月9日当天，就有浙江、江苏、安徽三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成双成对出现在清华”，向学生推荐各自的省份。
这些地方官员的到来有助于清华大学开展以下工作：当一些大学将进入北京工作的毕业生人数作为成绩来宣传的时候，近年来，该校正努力提高它的京外就业率，并将此作为一项向媒体发布的成绩。熊义志表示，今年争取提高京外就业率一两个百分点。2010年，该校毕业生赴北京以外地区就业的比例达到44.4%，“创近年来新高”。5年前，这个比例不足30%。
限招“211”院校毕业生有违公平
身处中国高等教育最顶端的清华大学，当然不能作为高校就业形势的代表。要知道，在2010年参加高考的957万人中，只有6000多人能如愿进入清华和北大，即使再加上被其他39所“985”高校录取的人数，他们也只能在657万名高校新生中占据微不足道的比例。
在中国的700多所本科院校中，只有100余所“211”高校，其他绝大部分位居二本行列。从数量上来看，可以说，正是规模庞大的地方院校毕业生决定着高校整体就业状况的好坏。
用人单位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
去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某央企负责人在会上说，从2008年起，他们只在全国8所重点院校招聘毕业生。此人并不否认其他院校也会有符合公司需求的人才。他的解释是：既然北大、清华、复旦这些高校提供的毕业生完全能满足公司的需要，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更大的范围里选择呢？
清华大学的这场招聘会对校内外毕业生开放。来自河南的一家太阳能发电企业招聘董事长办公室人员及研发工程师，但“限清华本科”。它对“公共关系专员”这一职位的要求低一点，不过也得是“211”院校“形象好、气质佳”的女性。
让记者更惊讶的，是大庆市红岗区政府对毕业生院校的严格限制。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位负责人介绍，2008年红岗区招聘了50人，全是名校毕业，“只要了一个女的，因为她是北大毕业的，能力也很强”。她强调说，“从2009年开始，我们对硕士生的第一学历也有要求了。”
红岗区政府此次在清华大学发放的招聘公告对毕业生院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综合类职位，如规划、建筑、土地资源管理、园林、会计、畜牧兽医、植物保护、园艺、农学等，“面向211工程大学排名前20的院校或专业在全国排名前五位的院校招聘”。
对此，红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那位负责人解释说，能考上这些大学的学生在中学就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进入大学后肯定也能保持上进的姿态。“而且，他们的同学来源分布很广，人脉关系对今后都有用，比如招商引资。”她说，“我当然不是说二三类院校的学生质量就差，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使用价值更大，综合素质更好。”
二本院校淮海工学院院长晏维龙不认同一些用人单位作出的这种选择。他说，只限招“985”或“211”高校学生，对绝大多数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来说是不公平的，也与世界范围内反对就业歧视、保证就业平等的主流趋势相背离。
“单位选才，一般应主要考虑性价比，如果不计用人成本和岗位实际，盲目追求名牌大学人才，从某种程度上类似过去乡镇企业的暴发户买名牌西服当工作服穿、背着LV包去菜市场买菜。”晏维龙说，各类人才各有其用。一家企业如果有全球业务，多选用一些重点高校毕业生无可厚非。而对一些主要面向国内和地方市场的中小企业而言，地方高校的毕业生更实用。“我们不能对另一个重要的事实视而不见，即许多地方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单位都作出了卓越的业绩，推动了不少单位和部门的发展。”
“过去10个人中只有2～3个人上大学，现在其他7～8个人也上大学了。如果只接受前面的2～3个人，那就说明，这些用人单位只承认应试教育考得好的学生。”晏维龙认为，这种对人才质量的判断显得过于简单。
在机会公平上不能“嫌贫爱富”
晏维龙在该校2010届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的高校和淮海工学院一样，是地方所属高校，绝大多数的毕业生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大学毕业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毕业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也就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论述“千万百计扩大就业”时，强调“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不过，要做好这类重点人群的就业工作，政府还需要千方百计改善地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首先，作为地方高校的办学主体，地方政府要为它们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并确保及时到位。中央应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考核地方政府是否把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其次，要尽快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和相关法规，对高校面临的就业歧视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层面上以条例、政策、通知的形式将含有院校歧视的内容予以制度化，作出了不利于非“211工程”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规定。这集中体现在就业资格、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三个方面。罗和安说：“从全国范围来看，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集中在知名度不高的大学，使得就业机会公平遭遇‘嫌贫爱富’的怪圈。”
最后，更关键也更为艰难的任务是，必须大力提高地方院校的办学质量。“劳动力市场大量需要实用型人才，但几乎所有的高校都面临增强人才培养针对性的问题。”晏维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