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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嵩县九店乡陶庄村近200亩刚返青的麦田被强行毁掉，为的是逼村民在这些田中改种烟叶，以完成上级给该村布置的1000亩烟叶种植面积的指标。（《中国青年报》3月25日）
种田竟难以完全自主，听起来有些奇怪。然而，农民被强制种烟的事情，却几乎每年都见诸报道，河南、云南、贵州等烟草主要产区都有类似新闻。早在2003年，新华社记者就严厉批评过这种“用行政命令强迫农民种高含税农作物，甚至强行毁麦种烟”的现象。
农民也是“经济人”，若种烟合算，何劳强制？据悉，农民之所以不愿意种烟，正是因为成本高、风险大，收益却很差，甚至“不如出去捡破烂儿”。既然如此，为什么基层地方政府还要不遗余力地令其种烟？其中奥妙究竟何在？据悉，是因为在收购环节，20%的烟叶农特税直接转归地方财政所有，县、乡政府和村委会都可以从中获得直接的好处。有专家表示，“烟草业税收制度令烟草主产区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扭曲”。
此类事件，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的鲜活注脚。当下正饱受诟病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即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些基层政府产生了独立的利益需求，并不惜利用公权力的垄断性，追求“私利”的最大化。此种模式下的政府，往往非但不是“利为民所谋”，甚至还相反，即不惜于和不耻于将百姓利益当做唐僧肉，只要有机会就啃上几口。
强制毁麦种烟的行为就是如此。不由分说毁掉麦田且不予补偿，还要强令种烟，“公司化”已然赤裸裸。当然，在此次河南的毁麦种烟事件中，县、乡政府均表示没有强制要求，只是有“指导性意见”。不过明眼人应不难看出，所谓“指导意见”与“强制毁麦种烟”之间会有怎样的关系。
其实再细观事件的过程，称“政府公司化”或还不太准确。敢于如此强人所难、置对方利益于不顾，岂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所能为、所敢为？若社会上的某公司竟能如此做派，喻之黑帮、称之无赖又能相差几何？强制毁麦种烟，至少喻示着“地方政府公司化”有了升级版。
“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不只出现在基层乡镇，有些大中城市也存在着同样的苗头。比如，有些地方的房价高到离谱，固然与城市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关，但不可否认，某些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和行为也是很重要的促成因素。
郭之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