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一直以来，廉价劳动力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崛起“最大的比较优势”，而今天这一优势似乎即将失去。
“用工荒”每年都在上演。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宁可留在家乡寻找机会，也不愿跑到沿海企业争取十几年不变的工资了。这一状况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蔡昉成为记者们追逐的目标。这位社科院的人口专家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的说法，称中国正面临一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
他说，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数量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过去了，“用工荒”将是“十二五”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拐点论”引发了研究者、官方甚至坊间的热烈争论。这个略带学术味道的判断还没有达成共识。3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十二五”期间就业市场总体看仍是“供大于求”。
据预测，我国“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在2500万人，而目前每年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就业大约1200万人，仍有1000多万人的就业缺口。
尹蔚民说，由于我国现在尚有一亿农民需转移就业，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不会过去。
看到“刘易斯拐点”也要看到“中国拐点”
“拐点论”的支持者正在更多关注愈演愈烈的“用工荒”现象。
今年以来，广东、安徽、山东等地用工缺口的消息不断出现，甚至已从往年的东南沿海扩散到中西部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春节后中国整体用工缺口在10%到20%。
各地为了“留住人”，采取了各种办法。安徽省合肥市为给外来务工人员吃下“定心丸”，承诺将在出行、就医、工资、住房等方面，全面对外来人员开“绿灯”。号称“中国打工第一县”的重庆市开县，建设了“中国西部返乡创业园”，希望把往年“向外跑”的本地劳工“引回来”。
蔡昉认为，现在的劳动力短缺状态以及未来可能加剧的趋势，都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不过，一些持怀疑态度的研究者则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当下中国劳动力的供需矛盾。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刘煜辉称，“刘易斯拐点”针对的实际情况，一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已实现了充分就业；二是指现代工业及服务业与传统农业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减小，城乡之间差距缩小，进城打工逐渐失去吸引力，使得城市必须提高工资薪酬来吸引劳动力。
可是在我国，进城务工群体就业并不充分。在东部地区“用工荒”持续数年并愈演愈烈之际，一大批农民工不到40岁就返乡了。一个受过多年职业技术培训的熟练农民工返乡，可能是数个非熟练的青年农民工所补不上的，这时用工紧张（特别是熟练技工）就不足为奇了。
刘煜辉认为，中国“用工荒”中年龄结构性问题突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同时，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很明显。城市还不能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农民工在住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等方面需求，都不能在城市得到满足，而只能是“候鸟性流动”。“18岁离乡投身城市的产业工人，20年后却依然不能在城市落户”。
这些具体条件的不同，使得“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似乎解释力不足。
“三农”问题专家、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认为，从欧美日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观察，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是，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约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时，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普遍现象，“刘易斯拐点”就是对这种发展经验的总结。
可是，当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加入这个转移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近30年，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两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各种社会综合指标，则远远落后于发达工业化国家。
2010年“富士康事件”的发生，许多研究者对进城务工的大批青年工人生存状况产生了担忧。有分析称，“中国制造”位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所能提供的工资和薪酬相当低廉，即便是配备了豪华游泳池如富士康这样的高端制造企业，在给劳工提供更好一些的福利水平和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问题上，也力有不足。
李昌平表示，“刘易斯拐点”是描述先发工业化国家经验的，而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
他认为，在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中国的加入改变了既定的规律：以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只有对这个“中国拐点”加以具体研究，对现实才更有说服力。
“用工荒”只是“春节荒”？
2011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在广州番禺调研“用工荒”。他发现，当地招工条件大多比较苛刻，如年轻（18～3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愿加班等，超过40岁的农民要想在本地获得务工机会是件很困难的事。
本地农民在工厂务工，月收入大多在1500元，收入甚至不如外来农民工。外来农民工更能吃苦，更愿从事脏、累、苦、险等重活儿。而且外地人普遍加班，一个月2000元收入，这略微多一点的收入，是以每月休息2天，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换来的。
贺雪峰的结论是，沿海工厂既不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和待遇，又不降低招工的标准与要求，这才是“用工荒”的核心问题。这与“刘易斯拐点”所描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后，城市充分就业，导致劳动力缺乏以致工资预期上涨的情况完全不同。
据深圳市的有关调查，八成以上的劳动岗位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的研究也表明，如今农民工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
金融危机后广东省加快了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发生改变，拥有技术专长的劳动力如高级技工、熟练工被热捧，因而出现了“招工难”问题。广东省总工会则表示，当地的“结构性用工短缺”较为突出：大企业不缺，中小企业缺；普工不缺，高级技工缺；长期稳定的工不缺，季节性的工缺。
贺雪峰常年在基层搞乡村建设，这位总是“站在农民立场研究问题”的学者认为，表面看民工“年年荒”，其实只是春节才“荒”。农民打工的工资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甚至会随年龄增长下降——这时候回家过个节，再想一想，是否换个地方碰碰运气。当农民工还在家乡考虑要去哪里务工时，工厂却迫不及待要开工生产，“用工荒”叫得山响，好像到处都缺工。实际上，随着节后农民工大量外出，“用工荒”的企业很快就招到人手，很快就“又将农民工当作机器对待了”。
他认为，仔细观察中国“用工荒”的由来，起点恰是2003年。当时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减轻了，粮价提高，种田有利可图了，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农民生产生活的条件改善了。在家务农，农业收入加上兼业收入，赚不了大钱，开支却少，年年有结余。这样几年下来，沿海的“血汗工厂”不提高工资，不改善条件，农民就有了不外出务工的选择和考虑。
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方面使进城务工生活成本增加，一方面使务农收益增加，这两个增加，就使农民工期待更高工资和更好务工条件。2010年农村村民收入首次超过城市居民，这就让“用工荒”现象格外明显。
“拐点论”要能推动“中国创造”
据统计，中国城市化率2010年为47%，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刘煜辉分析称，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42亿人是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未来15~20年，这些城市“候鸟”落户为城市居民，再从农村带出两个人（妻子及子女），就有4亿~5亿要进入城市，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能上升到65%。这样看来，中国距离“刘易斯拐点”还很远，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没有结束。
李昌平强调，全球产业转移链条上出现了“中国拐点”，说明中国经济以前的成功经验，在今天正逐渐变成束缚条件。“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造成了一种“别人消费、我们生产”的不平衡局面，“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是满足发达国家的需求，却无法换来足够的利润和资源，让本国农民实现城市化和产业升级。
他认为，以“刘易斯拐点”解释中国实际有局限性。中国的“用工荒”源于城市化不足，城市化不足源于“中国制造”国际地位太低、利润微薄，没有定价权。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是主动追求“定价权收益最大化”。
即便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围绕“拐点论”交锋的双方，对于中国经济如何应对“拐点”挑战却是殊途同归的。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我们遇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
蔡昉认为，“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压力会逼迫企业和地方大力推进产业升级，进而让中国经济尽快推进“结构转型”，向高附加值和节能环保领域进军。
刘煜辉建议，中国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获得人口红利延伸，即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
这些政策包括：坚决抑制资产泡沫，降低城市经济成本，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就业的增长；逐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和建立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有可能实现“市民化”；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等。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曾表示，沿海企业要想“用工不荒”，就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农民工”。早在上世纪90年代，该企业就开始为广大员工购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并提供免费就餐、班车、住房补贴、高温补助等各种福利，员工人均年收入更是和企业经营业绩同步增长，目前一线工人的年薪已经达到4.6万～4.8万元。
分析人士称，格力电器从沿海众多加工型企业中靠自主技术创新而崛起，是典型的“中国创造”企业，他们之所以不愁“用工荒”，根本在于企业“有这个实力”。
贺雪峰的观点似乎“保守”些。他认为，总体上看，在“中国制造”仍未成功变身“中国创造”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无法承担起工人高工资和社会保障。只有“中国创造”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高利润、高市场份额和高定价，才能反过来支付比较高的劳动报酬和可以缴纳比较高的税收，推动全社会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城镇化比率。
但是，他认为“中国创造”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的战略产业，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中国社会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断拐点”，及“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吃完，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抓住两点：一是如何继续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二是如何将‘中国制造’所获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创造’。”
他说，这都意味着中国不应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消费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更不能置于投机性的房市和股市上。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
本报记者 众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