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在地图上找到它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它属于四川省。作为一个不知道泸州具体地理位置的人,并不妨碍我早早对泸州的大名如雷贯耳。因为泸州老窖在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早就让人知道泸州酿酒有来头。
到了泸州才知道这里被称作“酒城”,因为一座城市出产两种名酒——郎酒和国窖1573。在泸州的街头,广告牌基本都被这两种酒“占领”。城里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是4A级的泸州老窖景区,参观自1573年建成并持续生产至今,被列为国家物质和文化双遗产的酿酒窖池。
窖池如今依然在生产,景区就是酒厂的厂区,簇新的仿古建筑被高楼大厦环绕着。酒的广告词说,能够品味的历史是400年。确实,在泸州除了能喝下肚的酒,已经没有其他可以看到的历史了。据居民回忆,小时候城墙依然完整可以在上面玩耍,在前些年也消失在旧城改造中了。
还好,中国的历史是文字书写的,可以在想象中还原1573年的泸州。
1573是西历纪年,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应该叫做万历元年。明朝在万历年间经过最繁华的盛世之后走向衰败,在明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但这个渐变过程中,每一年都显得那么平淡和波澜不惊。黄仁宇先生以1588年为题,解剖了明朝的政治结构,写了鸿篇巨著《万历十五年》。
泸州酿酒并非始自1573年,在此前100多年泸州就已经在生产酿造酒,1573年泸州开始建造窖池群进行大规模酿酒。
1573年,距离明朝开国已205年,其间除了与瓦剌几次零星战争外,大体安享和平。天下承平日久,社会日益繁盛。明史学者普遍认为,此时的明王朝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城市商业社会。在这个时代的纵情作乐中,酒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不只是商人,包括士大夫,万历年间是全民纵乐。
1595年,万历年间最知名的才子袁宏道提笔给自己的舅父龚惟长写下一封书信。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列出了世间最值得留恋的“快活”事:看遍世间美色,听遍世上乐曲,尝遍世间美味,每日大宴宾客,男女混杂,相互嬉闹,千金买舟,带上鼓乐妓妾,浮游湖海……
袁宏道写这封著名的家信的时候,正在明帝国最富庶的苏州吴县担任县令,时年28岁。袁宏道出身于湖北公安名门望族,21岁乡试中举,4年后进士及第。此时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而他却不断要求辞职,把县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书如山,钱谷如海”,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加之不堪重负的繁文缛节,让他连连向最亲近的好友们诉苦,“苦哉、苦哉!难矣,难矣!”
袁宏道上述那封短短只字的书信注定超越一封家书的意义。从此之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科举的考试逻辑和做官的书面语言。纵情游乐,狂宴欢舞则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这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由《万历十五年》可知,自1573年开始的万历时代虽在经济上正日华灿灿,但在政治上日趋保守。自明中叶以来的制度崩溃之态已愈演愈烈,皇帝怠政、内侍擅权,加之文官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导致大小官员动辄挂冠而去,以至于政坛一度罕见地出现了缺官的怪状。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 “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利玛窦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
让袁宏道成为重要历史人物的事件是在他去世前几年的表现,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仕,先是担任了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此前表现得放荡不羁、慵懒闲适的袁宏道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有为的姿态,力排众议,法办了贪赃枉法的都吏朱国梁,以改变吏部书吏操权的潜规则。吏部尚书杨时乔正在病中,听闻此事,“惊厥而叹”,称赞袁宏道是“国家之福”。
相比于西方传教士,鲁迅先生更了解明代士大夫心中的矛盾和挣扎,他说袁宏道“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
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1573年,泸州开始建设大规模的酿酒窖池群,商人以敏感的职业判断迎合了一个即将到来的纵酒狂欢的时代。
鄢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