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9岁了,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历一直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我的家乡位于湖南省平江县龙门镇枫树下村。地处湘鄂赣交界的平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较早的地方。出生于龙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的张勉之,是我们龙门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我革命征途中的领路人。
张勉之早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受党的派遣回龙门开展革命活动。他物色龙门街上的知识分子张金楼(后任湘鄂赣省苏区副主席)为建党对象。1926年,在龙门建立了平江县第六区农民协会,张勉之任委员长。他们经常在龙门的祠堂里召集乡亲们开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纲领和俄国十月革命,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思想。刚开始,我出于好奇也跟着乡亲们到祠堂去听。渐渐地,我越听心里越敞亮。
经过革命思想的启迪,我和千千万万泥腿子农民兄弟一样日益觉醒,投身到砸碎枷锁,翻身闹革命的滚滚洪流中。14岁的我参加了儿童团,并任村里的儿童团长。我带领儿童团员们,走村串户,宣传农民运动的纲领和宗旨,呼喊口号,参加减租减息的反霸斗争,在村里也闹出了不小的动静。1927年5月的一天,我经村党支部书记裴道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6月,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一参军,就赶上彭德怀同志指挥的攻打长沙的第一次战役,后又参加第二次长沙战役和中央红军反“围剿”。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月我被提升为班长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主力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建宁,横扫700余里,连续打了5仗,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引以自豪的是我也参加了这些战斗。
由于是瞒着祖母偷偷参军,走的急,忘记了转组织关系,这样我向组织上递交了再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书。
一天,吴光连长在一棵大樟树下找我谈话,说组织经过考察,同意吸收我为共青团员。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当天下午,吴连长便在隐蔽的树林里召集了20个团员开会,先介绍我的简历和工作情况,大家一致同意我加入共青团,并以热烈的掌声给予祝贺。我在会上作了三条保证:一是不辜负组织的期望;二是坚决完成党团组织分配的各项任务;三是努力学习,团结同志,做一名好战士。从此,我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工作更加积极,参加党团会议时,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一个月后又被选为团小组长和团支部委员。(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党中央决定,凡革命战争时期加入共青团的,从入团那天起就算正式党员。)
6月28日,我接到师政治部通知,在宿营地举行入团宣誓仪式。这时正是第三次反“围剿”前夕,部队从建宁以急行军的速度每天行军80~100里赶回苏区。而这一天部队行军70余里路,提前到达宿营地,赶到师政治部的一个大祠堂里开宣誓大会。
宣誓后,我代表200余名新团员在会上讲话。我不慌不忙走上讲台说:“我们都是自愿加入共青团的,愿为党、团的事业奋斗终身,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一定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建设模范团支部与连队共同努力奋斗!”
正当宣誓仪式刚一结束,3架国民党军飞机突然飞来。幸好祠堂后面有一条小山沟,黄克诚命令大家沿小山沟向树林里隐蔽。当200余人刚进入树林,几颗炸弹就在祠堂里爆炸。事后,黄克诚兴奋地说:“看来共青团员都是有福之人,再迟几分钟散会,后果不堪设想。”
国民党军的飞机飞走后,我们这些新团员拍拍身上的尘土,又赶紧赶路,踏上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