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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表上看，纪录片导演赵亮是个打扮光鲜，走在时尚前线的“潮人”，但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用摄影机执著记录下那些苦难的人群。抬起摄影机时，这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工作狂，但放下摄影机之后，他却始终流露出一种精疲力尽的无力感——
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一起》放映结束后，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甚至不由得感觉“让我站在那儿半天，挺尴尬的”。
两个月前，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一部华语影片。“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春天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3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
“我想下辈子投胎变成鸟，飞到哪儿都能去。”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女孩就在这海报前重复着11岁男孩胡泽涛的愿望。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眨巴着哭红了的眼睛，“我从没想过艾滋病人会是这样一群人。”
巨大的电影幕布上，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云南、黑龙江、上海、四川……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婴传播、卖血、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
云南的一个大男孩，迫于经济压力，只能吃最廉价的药维持生命，每天卷起裤管，用蘸着碘酒的棉花棒一点点地涂抹正在腐烂的双腿。“那种味道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赵亮说。
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人，生活节俭，一辈子连烟都不抽，在山里植树造林。可一次去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同村人都嘲笑他“搞破鞋了”才得这种怪病。老人生命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等死。过年时，只有暖气包上几个皱巴巴的小苹果陪伴着他。
还有一个黑龙江的女孩，“结实又漂亮”。在正式拍摄前，人们都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个小姐”。可在镜头面前，这个女孩哭着说，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也就是之后的丈夫，在结婚前就因卖血得了这种病。对她来说，保持活下去的勇气是很难的事情，“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哭”。
看起来，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40岁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时，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织条围脖”，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山花烂漫野长城”的照片。
“我喜欢穿得好看一点。”他笑起来。随后又歪着头反问，“难道外表光鲜的人，就不能去拍那些苦难吗？”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1995年，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认识了一些“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在那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
此后，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这个长发青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边扛摄影机一边流眼泪”。
“憋12年拍一个片子，这得是个什么人啊，我挺想不通！”《在一起》的录音师施谦感叹。
但赵亮声称，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不再轻易被感动，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这个工作起来总是“苦瓜脸”的导演，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面相都变苦了吧？”
3年前，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最爱》，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
对于赵亮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爱》和《在一起》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布景部门的人担心，“盖房子、搭景常会有伤口，这会感染吗？”还有人担心，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
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他心里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顿饭，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施谦最早见到的则是一位异装癖，“当时我得在他身上别话筒，可我手一直抖，怎么都别不上。”
“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一开始时，心里难免会害怕。”导演助理耿军回忆，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操，没事，不传染！”
“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
渐渐地，这个“不K歌也不闯夜店”的导演发觉，“就这么在一起生活，像亲人一样，真没什么。”但当恐惧消除后，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
“特别纠结。”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
2010年除夕，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镜头中，煮着粉条、腐竹、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
“爸，给我夹块豆腐。”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还记得，当时这个东北男人“气极了”，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
如今，这个小男孩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童星一样，坐上飞机，参加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
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一旦他们回到家，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可他相信，“尽管这个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但让更多人看到他，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总有些现实意义。”
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影片拍摄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
没有人知道，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新人导演”的40岁男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因为在生活里，他无疑是鲜亮的，“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
工作伙伴们还记得，在拍摄《在一起》的4个月时间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臭美”，“总穿特别紧的T恤，有点英伦范儿，一天一件新衣服，连颜色都不重样”。
但是，当他扛起摄影机，一切就改变了。在同事们看来，他是“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虽然“很真诚，掏心窝子”，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就“常态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这么好的镜头，全被你毁了！”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
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做纪录片真的太苦”。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个人，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都会去关注这些，否则，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今，他40岁了，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5根香烟。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哟，主流导演来啦！”
“马上就回归了。”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是件很愉快的事，可我的立场和观点不会改变。”他更坚信，自己关注的苦难，其实“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主流”。
“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他吐出一口烟，“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