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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志愿者在医院看望万大娘。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这个春天，日本东部发生的大地震、大海啸和随之而来的核电站危机给全世界笼罩上了重重阴影。同样在这个春天，一群日本人穿过灾难的阴影赶来中国，只是为了一位病重的中国大娘。
这位中国大娘，叫万爱花。
病房里的相见
在中国民间对日二战索赔的漫长战役中，“万爱花”是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她被称为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遭受残害导致终生不育，1.65米的身高也变成了1.44米。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而找到她们、帮助她们站出来说话的，就是日本女士石田米子带领的“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她们从1996年开始，就在山西农村寻访日军侵华战争时期受害的中国“大娘”们，十数年如一日。
这次她们赶来中国，是由于知道了万爱花病重。病床上的万爱花托山西大学教授赵金贵给石田米子带话说：“这次我也差不多要死了吧，我希望达成的事还没实现，死不瞑目啊，还是想要拿这把老骨头斗一斗。”
考虑经费及工作等问题，此次来的日本志愿者并不多，有9名，多数是50岁以上的人。
3月27日下午，太原街头阳光很烈，很难打车，而日本志愿者们又没有雇车，长年一直参与“慰安妇”诉讼的川口律师一直迎着大风挥臂打车。送走了好几辆车后，她在迈下人行道时，一脚踩在台阶边缘，直接正面朝下摔倒了，半天无法起身。好不容易被搀扶起来时，她皱着眉头，倒吸了好几口冷气。
虽然一瘸一拐，但她还是坚持和大家一起向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部走去。
在病床上24小时吸氧的万大娘看到日本志愿者进来，一下子抬起了手。
戴眼镜的小林女士率先俯身在病床边，双手握住了万大娘的手。她曾经在山西留学两年，在志愿者里经常担任翻译。病床上的万大娘向右边侧过头，无力地蠕动着嘴唇。记者也不能听懂老人盂县方言的低语，小林女士却能够翻译。
万大娘一开头问的是：“谢谢你们来，你们几时回去啊？”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日本志愿者轮流到病床前，握住了万大娘的手。
石田女士问起病情，万大娘抬起手伸出两个指头，反反复复说：“我要出院……不要治了……每天都花两三千，每天两三千……太贵了……”说着说着，浑浊的双眼渐有水光，说到最后摇了摇手，右眼一滴眼泪顺着面颊流进了枕头。日本女士中发出了低低的抽泣，有人掏出了手帕。
在这个过程中，小林女士一直保持着笑容。听着听着，她伸手抚摸万大娘的头发。老人一直被染得很黑、很精神的头发，末端已经新生出了几寸的白发。
“以前我还到万大娘家，和她们一家人一起包饺子，以前她精神一直很好……”小林女士走出病房后才叹息说。
最后，在早稻田大学开设“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的池田惠理子女士掏出了一个小袋：“我们有一位志愿者也正在日本住院，此次不能来了，她跟您问好，说要加油！这是大家送给您的‘幸福小猪’！”站在病床边的人终于都笑了起来，万大娘把粉红的毛绒小猪拿到眼前，也第一次笑了。
“太花钱了，不要治了”
石田米子回忆起来，2010年6月，万爱花大娘从床上不慎摔落，脸部受伤缝了六针。在9月与石田米子见面时，万大娘脸上还留着明显的伤痕，在笑着和她对话中起身去呕吐了很多次，“让人很是担心”。
万爱花的肠胃问题是老病，用她唯一的养女李拉弟的话就是“一年365天，能吐350天”。去年11月13日前后，万爱花就在家“突然吐了出来，还带血”。当时送到了山西省人民医院，“一星期就花1万元”的价钱很快就让一家人无法承受，转院之后住了两个月零三天。
今年这次发作是在3月7日。仅仅回家过完春节、吃了次饺子，万大娘在家休克后被送到太原市中医院，被抢救过来。3月17日再次休克后，被转到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住院。“那几天不敢动她，一动就吐，都是我女儿给她弄干净，现在没怎么吐了，也能自己翻身了。”李拉弟说。
“第二次休克前，还能每天吃点面条稀饭，而从那以后肚子就痛得不能吃饭，吃了就吐。”李拉弟说，至今为止，万大娘已经休克了5次，无法摄入水分，基本靠吊瓶维持营养。少的时候每天挂两三瓶，最多的一天挂了12个吊瓶，从白天一直挂到第二天凌晨3时，家人一直不能睡，看护着吊瓶里缓慢的一滴一滴，维持万大娘的生命。
说话间，李拉弟的二女儿拿出一个方形饭盒，泡了半盒从医院门口的小超市里买来的永和豆浆。“奶粉她喝不下，会吐，而且奶粉太贵。”
万大娘慢慢侧过头，就着吸管喝了不到半分钟，就放下了。这样的“进食”一天有五六次，一共喝不到半盒。
“哪还能叫保姆啊？”李拉弟说，“我就是个老保姆，我女儿不让我陪床，怕搞出两个病号。”。
陪床睡在哪？李拉弟的二女儿指了指靠墙的一张军绿色折叠床。她二十多天都没有洗过澡，前额的头发油油地结成一缕一缕：“今天星期几？几号？我都已经不知道了。”
据万大娘的主治医生介绍，目前可以确诊的是肠细膜长期失血缺血，但是万大娘拒绝了做胃镜、核磁等检查，因此进一步诊断一直无法做出。
李拉弟解释，不做检查一是因为缺钱，这几项检查分别要7000元、1000元不等。二是因为万大娘身体虚弱。“因为胃镜要从嘴巴里一直通下去，血管造影要从肚子这边开个口把管子通进去。我妈好长时间都没吃东西，身体很单薄，年纪又很大了，怕撑不住。而核磁要坚持40多分钟一动不动，这个我妈说坚持不了。”
“我们知道的是，我妈长期有胃病、冠心病，肺上有囊肿……”李拉弟说。
中年的护士长一边在万大娘瘦得皮包骨的手背上寻找血管，一边叹息说：“她的血管太脆了，一不小心或者是输液过程中一用力、动一下，针头都会穿出去，那就要重新扎针。”因此年轻护士不太敢给她打针。李拉弟数着：“27日三瓶吊瓶，左手打了4针，右手打了2针，一瓶输液80元……”
护士来巡视时，50毫升的输液还剩下20毫升，万大娘轻声说：“不想打了。”她时常这样回答护士和家人。
李拉弟回忆，万大娘住院以来心情“很不愉快”，一直在说“太花钱了，不要治了，我该死了……”
“慰安妇”的晚年
3月17日到20日是万大娘家人最困难的四天，每天的医药费达到3500元，一共花去9000元（最后一天没住满——记者注）。
而从3月20日至29日，万大娘的医药费又已花去1.6万元。与此相对，她仅有每个月310元的低保，以及作为共产党员一年1200元的生活补贴。
她66岁的女儿李拉弟没有正式工作，丈夫也已离婚多年。而李拉弟可依靠的只有三个女儿，老大是家庭妇女，“孩子太小出不来”；老二平时打点零工，现在日夜在医院陪床，甚至顾不上即将参加高考的两个女儿；老三在外打工，“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有时轮换来医院。短短20多天，一家人欠债近5万元。
“我算的钱都已经除去了国家医保负担的20%，我和女儿轮流管朋友借钱。”面色微黑、有高血压的李拉弟用力揉了揉眼睛。
据山西省的民间组织慰安妇问题研究会成员张双兵介绍，像万大娘这样的“慰安妇”受害者，如今都已是80岁左右，甚至不少人90岁以上，而且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生活保障堪忧。尤其是性暴力受害者中的很多人无法生育，这样在农村更苦。无人赡养、没有钱看病、营养不良等是普遍存在的情况，随着大娘们越来越衰老，其处境更是每况愈下。
80多岁的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曾经去看望两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那个画面让他难以忘怀。
90多岁的那位大娘没有子女，又已经难以站立行走，从屋子里一路爬到院子里，要拖动柴火到屋里，另一位80多岁、当年被关在一起受害的“老姐妹”正好来了，才有人帮她拖柴火。
“这个80多岁的老姐妹当年被日本军抓去的时候才10多岁，有一天好几个日本兵要欺侮她，她生了病，已经实在快要死了，另外这个年长一点的就站出来说：‘她不行了，我替她吧，你们冲我来’……这样才救了她一命，所以她到现在还念这份恩情，时时来看望。”李良杰说。
石田米子她们找到的几位“慰安妇”受害证人中，王改荷、高银娥、赵润梅大娘已经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月的冬天相继去世。山西省查明会也曾给予她们部分援助。张先兔、尹玉林大娘现在还住在农村窑洞里。
2009年11月开始，石田米子她们联合数个日本市民团体，在山西武乡八路军纪念馆筹备举办“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的罪行图片展”。在她们的努力下，16位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中国受害妇女的受害和斗争事迹，终于在她们的故乡展出。石田米子永远记得，开幕那天，满面皱纹的幸存者本人还有后代站在照片前，潸然泪下。
“我们的最初动因是在日本法院进行的‘慰安妇’、性暴力诉讼先后都败诉了，这再一次将斗争了许久的大娘们推向更强烈的愤怒和无比的绝望之中。所以我们希望将她们的受害事实和苦难的人生、充满勇气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记忆，转告给更多的人，加深对她们斗争的敬意。”
在即将结束的展览中，有人留下了这样的留言：“看到展览又震惊又感动，向被害者大娘们表示敬意！”“万爱花大娘，我会永远支持你们。”
“60年前的罪恶，大娘们现在依然在痛苦中生存。看了觉得很心痛，大娘们请继续活下来！”
石田米子女士介绍，这一展览今年秋天将预计在陕西师范大学展出，“此外我们也在探讨能否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
“其实比起接受来自日本的援助，万大娘还是更愿意看到中国自家人的援助，还是更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知道她们的故事。”石田米子说。
穿过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阴影而来
石田米子女士带领的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志愿者团体，在这十几年中，每年要去盂县西部农村两次以上，倾听受害妇女的诉说，也加深和亲族的交流，“和她们分享活下去的力量” 。
除了来自横滨的石田米子女士，其他8位志愿者都来自放射量迅速上升的东京。
这使人不禁想问，连自己处境都需要担心的他们，究竟为什么还要在这时赶来中国，来看一位中国大娘？
“其实大家内心都很担心、也会有恐惧。在东京的所有人都遭遇了经常停电、交通停滞等种种困难，天天看放射量上升的新闻，自信也严重地被动摇，很害怕。但是万大娘是一直跟我们共同走过来的人，她现在也一直努力活着，也努力跟病痛战斗着。我们现在不能逃避，不能放弃一路共同走过来的人。”石田米子说。
“虽然害怕，但是我们无处可逃避。毕竟我们出生在日本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在这支多数人都超过50岁的队伍里算是“年轻人”的佐藤女士笑着说。
池田女士说：“主要是要保护下一代孩子们，对他们的食物的保护和过滤会严格一些吧。我们年纪大的人接受点辐射影响，得癌症的几率可能就会升高，可能少活几年，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池田女士几年前接受过头部的手术，她被告知，三分之一的接受手术者会死亡、另三分之一手术后会瘫痪。“而我就是那剩下的幸运的三分之一，我现在还活着，还能这样工作，就觉得现在是多出来的生命，因此如果有什么事，我都能接受。”
当听说众多中国人由于恐慌日本核辐射而抢购食盐时，几位日本女士都笑了起来：“如果中国都会大受辐射的话，日本不就已经灭亡了吗？”
只有在说起此次遭灾最严重的福岛、宫城县的时候，池田女士露出了愁容。“那里的人们家都没了，食品又都不能吃了，真是太可怜了，相对来说我们已经算是很好了。而且震后那边的经济怎么办，这都会是很大的问题。”
自10年前开始，她们创设了“大娘医疗基金”，从众多日本市民中募捐，除了已病亡的南二仆的医疗。据张双兵、李拉弟证实，此前这些日本志愿者组织已经为万大娘帮扶过不少的医药费。
这次来中国，石田米子她们把整个协会最后的钱给了万大娘。“这次以后，我们的钱包也就见底了。我们回日本后还要继续努力……”
但她也坦承，众所周知，现在全日本说起募捐，当务之急就是东日本大震灾的募捐，因此她们能从日本社会获得的支援会变少，她们的募捐、处境的确都会更为艰难。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出于对受害妇女居高临下的同情或者是为了赎罪，而是我们认为挽回性暴力受害妇女的尊严是我们应负的责任，是我们应该共同去面对、斗争的事情。”石田米子说。
“年迈多病的受害妇女所剩时间不多，要让日本政府在她们有生之年解决问题，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池田惠理子女士说。
“虽然我们的力量薄弱，但今后我们依然会为这一目标去努力，去行动。”石田米子说。
3月29日是万爱花大娘出院的日子。“我妈坚持要出院，而且我们觉得她这手输液已经输不进去了。”李拉弟说。
隔壁病床的老太太也和她同一天出院，前一天就已换下住院服，盘起腿靠在床头，边吃东西边和家人唠个不停，说说笑笑。老太太的家属问起万大娘，小声说：“日本人当年干了多少坏事，她是中国人的活证据啊……”
而万爱花依然半闭着眼躺在床上，静静挂着最后一次的吊瓶，不知她是否听见了旁人的议论。这时其实万大娘已经欠费了，必须先交钱才能挂这最后一瓶，还是护士好说歹说“先借来给挂上的”。她的外孙女掰下一块蛋黄派的皮，让她含进嘴里，如果吃到奶油的部分她会吐出来，一个蛋黄派能供她四顿“饭”。
4月5日，万大娘再次住院，至今无法吃饭，花费依然在上升。
石田米子知道，日本志愿者用尽全力的最后这次捐助，其实也只够万大娘在山西的医院住上几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延续大娘的生命，让她活得更长久，即使只多活一天。”
本报记者 庄庆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