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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主持了一个论坛，请来两名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担任演讲者，一个土生土长，一个来自深圳。和大部分内地学生不同，这名深圳学生很积极地融入当地，他参加了大学里的一个读书会（其中内地学生并不算多），而且其积极发言给主持读书会的老师留下深刻印象。
像这名内地学生那样关心公共议题的香港大学生其实不多，在香港的大学里，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相当缺乏，中文大学算是做得很不错了。那名内地学生讲起自己初到中大时的感触：总是收到学生会各式各样活动的邮件，校园里到处可以看到批评校方或政府的标语、口号，让习惯了埋头学习的他很是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说话。
不过，两个演讲者都承认，作为同学，他们日常交往没有问题，但如果要进行一些话题的讨论，似乎很难沟通。比如，大家在课堂上讨论“民主”，来自内地的一名平时看上去非常斯文的女学生和一名台湾学生激烈争吵，因为这名女生相信，民主会导致不稳定，而中国内地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台湾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这让香港的同学很是愕然，不知道如何继续讨论。而和香港同学讨论关于内地的负面事件时，每当内地同学心平气和地表示，是否让他说说自己不同的观感时，对方很快就会抛出一句：“你被洗脑了。”于是，对话戛然而止。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这场论坛上。另外两名嘉宾，一名是香港土生土长的“80后”，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另一名则是内地来港读书后留在香港工作，并且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谈到特区政府的表现，青年才俊提醒大家，要理解政府的难处，因为谁来坐这个位置都很难做好，就像他自己，连家里面的领导都做得颇为辛苦。香港的社运青年马上劈头责问：“我真想不通，居然还有人主动为政府着想。”一股火药味马上充斥会场，对话双方开始各讲各的。
这是值得琢磨的现象，因为立场不同，双方都相信自己是对的，甚至也认定自己经过了独立思考。那到底怎样才算被“洗脑”？
查查“洗脑”的定义，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变一个或一群人的信仰或行为。和宣传不同，洗脑具有强制性、长期性和不对称性，也就是组织被游说者解除对立的信息。虽然研究显示，缺乏主见的未成年人及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容易被洗脑，但研究同样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同样缺乏主见，也容易被洗脑。
洗脑这个词相当贬义，也因此，受指责者都会产生强烈反弹，而这又使得批判性思维变得更加重要。美国作家理查德·保罗在《批判性思维》中指出，大部分人都处于成为一个出色的思考者之前的轻率鲁莽阶段：“我们的自我中心倾向在思考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点。我们缺乏足够的技巧和动力去探究自己是如何的以自我为中心或者偏颇狭隘，怎样经常因袭他人，又是如何因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或是自己业已形成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而频繁且非理性地抛弃一些观点。”
只要自我审视一番，不难发现，我们自己还有身边的很多人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不管是内地还是香港，不少年轻人都没有摆脱这样的思维方式。尽管香港的年轻人可能会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一定会“发现”信息，因为太多时候，跟随媒体或身边人的判断，要省力得多。
这场论坛的最后，香港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考虑香港和内地的问题。显然，场上的讨论让他有了一个新的思路，而那些坐在台下的年轻听众，只要他们愿意思考，一定也会从这些碰撞中体会到一些东西。
闾丘露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