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用心“预防” 向后用爱“帮教”

    一些原本办起来颇为复杂的事儿，如今变得简单了。

    比如为一名白血病患儿家庭申请低保，过去，如果山东泰安新泰市汶南镇团委书记娄慧颖发现了这家人，并且履行团组织维护青少年权益的职能为其提供帮助，她所能做的就是向分管共青团工作的乡镇党委副书记汇报，请领导联系分管民政事务的副镇长，再由副镇长将此事转交乡镇民政局。一个圈子兜下来，怎么着也得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

    但现在，娄慧颖只需要以乡镇青少年事务办主任的名义，就能直接联系到民政所所长，最多也用不了一周的时间，就能把事儿办成。

    泰安是一座普通中等城市，大小中等、人口中等、经济中等，和全国大多数中等城市的团组织一样，这里的团组织在开展青少年维权工作中也面临着没人、没钱、没权的尴尬。如何克服团组织的“先天性”不足，更好、更高效地为青年人服务，成为泰安团组织近年来探索的重点课题。

    2009年以来，作为全国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的试点城市，泰安团组织争取党政支持，尝试通过在乡镇办事处设置“青少年事务办公室”，在村居社区设置“青少年服务站”等方式，将教育、人保、公安、妇联、司法、民政等6个相关职能部门纳入青少年维权服务体系，有效拓展了团组织过去“力所不能及”的工作领域，规避了一些团组织的“先天不足”。

    一家单位办不了的事儿，拉上6家单位一起办

    每周一上午，泰山区财源街道后七里社区青少年事务站站长、团总支书记于淑娟会把一周以来收集到的需要解决的青少年帮教服务问题在社区联席会议上提出，与会者都是社区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某少年父母离异，初中毕业后赋闲在家，四处游荡结交“损友”；某家庭因父母患病，无力供孩子上学；某少年因对继父不满，离家出走……大多数问题在联席会议当场就能解决，赋闲少年交给人保部门参加技能培训，家庭困难儿童交给教育部门协调减免学费，离家出走的交给派出所。

    另有部分“棘手”问题在社区层面无法解决，于淑娟会把情况反馈给上级单位——街道青少年事务办，由其协调街道层级的相关部门予以解决。

    赵平岱是泰前街道办司法所所长，同时也是该街道青少年事务办成员之一。事情转到他的手上，通常是“比较麻烦”的。

    最近一次是为一年级小学生王玲（化名）维权。情况是青少年事务办主任、团委书记张艳军反映上来的，小男孩在幼儿园大班就读期间摔断了胳膊，当时园方负担了其治疗费用，但没能治好。一年后，孩子拖着不能伸直的胳膊走进了小学课堂。

    男孩的父亲在外地打工，母亲以捡破烂儿为生，如果不是事务办在基层的“青少年舆情信息监测员”及时反映情况，孩子的父母恐怕至今仍然蒙在鼓里——幼儿园已经付了医疗费，没能治好，总不能赖园方吧。他们并不知道，在未能治愈的情况下，还能向园方索要损害赔偿。

    王玲的事被分派给了老赵，他为此往幼儿园跑了好几次，“事情过去一年多了，幼儿园推诿，说治不好不关自己的事。”最后，这事是由司法所和教育局携手办成的，以校方赔偿1.8万元告终。

    老赵说，这事要是搁在过去，可能就会“卡”在司法部门这头出不来，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诉讼，“如果诉讼，这家人肯定就不干了，嫌麻烦。”而由青少年事务办插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事务办能协调教育局一起做，单凭司法所，哪能协调教育局啊？”值得一提的是，事务办不仅把问题分派给各部门，还承担着一定的追踪进度的职责。

    “赵所长，上次那事怎么样了？”每次跟踪解决问题的情况，团委书记张艳军总是很客气。

    活用农村、社区已有信息员队伍 建立青少年舆情监测体系

    做好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除了在解决问题层面做好制度设计、平台建设外，还有一个源头问题——如何找到、发现那些可能会出状况的青少年群体。

    这就需要团组织投入大量的人力去寻找重点青少年群体，而“人手不足”本身就是团组织基层组织建设中的一个软肋。大多数乡镇、街道团委书记是兼职的，几乎所有村、社区团支部书记都是兼职的。

    一大批原本与团组织没有业务联系的“社会人士”被挖掘了出来，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农村、社区长期培育的基层信息员队伍，还有的来自学校、企业。与青少年事务办、服务站建立起联系后，他们有了一个特殊的称谓——青少年舆情信息监测员，负责无偿提供重点青少年的监测信息，每个人都是志愿者。

    在岱岳区天平街道大陡村，村党支部书记、青少年服务站站长苏庆亮有一个遍布全村的信息员网络，其中包括村团支部书记、村小学校长、苗圃公司老板、青年致富带头人在内的9人是专门收集青少年舆情的信息员。

    哪家的小青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哪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却供不起，哪家的小伙子想去日本打工，可能遇上了黑中介，等等，“本身就有一个人情网络，服务站光靠村团支书哪能撑得起来，现成的能利用的资源得利用起来。”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街道、社区、村原本就有一个较为健全的信息员网络，而“人手不足”的基层团组织正是利用了这一网络推进青少年舆情监测工作。

    后七里社区被划分成22个网格，每个网格有1名负责人，另有5～9名义务信息员，与青少年相关的信息都由其上报到社区青少年服务站；泰前街道在24个村、社区外加9个学校、酒店等处都建立了青少年舆情监测点，每个点由一名团干部和一名社区青年担任监测员，已累计帮教137名重点青少年。

    看到自己长期监测的残疾少年考上大学，拿到社区和慈善总会补助的2000元助学金，并成功申请低保后，信息员张华（化名）再一次找到了自己无偿为青少年服务站提供舆情信息的价值所在，“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就是继续做的动力。”

    那个考上大学的残疾少年尤其感激张华，“如果不是他、不是服务站主动来找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还能有那么多帮扶政策，也不懂申请，只知道自己过得很艰难。”

    后七里社区的民警曾做过统计，青少年服务站和社区联席会议工作开展至今，该社区没有出现过一名违法犯罪或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

    青少年事务办告别痛苦的“高层协调阶段”

    别看现在泰安市各个区县、街道、社区的青少年维权帮教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曾几何时，团泰安市委也经历过痛苦的“高层协调阶段”。

    就拿与某市级职能部门的下属单位的沟通来说，试点工作开展伊始，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即便捧着市综治办、团市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立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整体联动机制的实施方案》去找人谈，对方也是一副不太乐意配合的样子。理由很简单，这是在变相增加对方的工作量。可做可不做的情况下，为何要受到青少年事务办的束缚或者监督？

    碰到这种情况，团泰安市委权益部部长刘灏有一个“杀手锏”——青年志愿者。几乎所有职能部门都不会拒绝青年志愿者的帮助，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踏实肯干，而且与青少年维权帮教相关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志愿者的帮助，这是团组织特有的“资源”。

    泰安市救助站站长、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主任张传文就是青年志愿者的“粉丝”，他的救助站总共只有10余名工作人员，与团市委合作后，每周都有四五名青年志愿者来帮忙，“作用很大”。志愿者提供的学习教育、法律援助、就业培训、心理辅导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正是救助站专职工作人员无法提供的。

    泰山区法院少年庭庭长范红艳也在与团组织的合作中，找到了少年法庭延伸工作手臂的重要力量，“向前，我们用心预防犯罪；向后，我们用爱跟踪帮教。”法院本身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做这些工作，延伸工作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青年志愿者。比如跟踪帮教中的主力军是社区里的团干部和来自高校的大学生，预防犯罪中的巡回报告由各级团组织负责联系学校、学生参加，专业心理咨询师也是通过团委建立起联系的。

    为帮助基层更好地开展工作，实现与全国试点工作联动推进，山东又确定了淄博市临淄区等8个县（市、区）为省级试点。每个试点县（市、区）围绕一类重点群体设计试点项目，进行重点突破，与全国试点工作同推进、同考核、同验收。

    为进一步调动各有关市、县（市、区）做好重点青少年群体试点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山东省把这项工作纳入了省市县三级综治考核体系。专门投入资金16万元，设计开发了“重点青少年群体信息统计分析系统”，方便各市、县（市、区）建立各自的动态信息管理平台。从山东大学等单位聘请了8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热爱青少年事业的专家指导试点县（市、区）开展工作，同时确定了10个省直部门作为试点县（市、区）的联系部门，进一步加强对试点工作的专业指导。当前，全国和省级试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

    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工作。去年10月，团山东省委将全省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数据分析报告整理形成简要汇报，分别向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进行了专题报送。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刘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柏继民、副省长李兆前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肯定了前期工作，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4月，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山东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全省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做好重点青少年群体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方法措施，为山东全省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