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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4月25日 星期一
中青在线

一场不着调的争论

党国英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25日   02 版)

    北师大教授董藩先生的一句微博言论,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我以为这场争论多少有些不着调。

    这场争论的有些方面其实意义不大。由董藩先生的话扯到北师大的校训,进而扯到人生的价值观,定调有些过高了。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从来没有过人人接受的答案,且再过三千年也不会有答案。有些人会说,人活着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财富;有些人则会认为人应该追求精神富贵。两者要争起来,很难说谁对谁错。原本人们的价值偏好就有差异,所以,后者不必说前者道德沦丧;前者也不必说后者道貌岸然。

    但是,一个学者若不把自己看做宣传家,而只是做客观的研究,也许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第一,在现实社会里,大部分人对财富的实际态度会如何?第二,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该提倡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才会对社会文明有利?依我看,这两个问题大抵是可以回答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若观察人类历史,我以为那种关于人性的普遍利他主义假设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普遍的利他主义无法解释人类的进化,这个道理想必人们可以理解。而假设人们普遍拥有利己主义倾向,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这种假设并不排除一部分人有所谓精神追求,因为人们的价值偏好总有差异;精神追求也可以愉悦一部分人。似乎有统计规律证明,穷苦出身的人往往更看重物质财富;富家出身的人则往往容易有精神追求。自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只是一种大略情形。

    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要复杂一些。笔者以为,一个发展得比较好的社会,其精英阶层大多会反对见利忘义,而提倡节制礼让。这也不能算精英分子的虚假伪善,因为,为了社会的温馨和谐,为了平衡社会成员的逐利动力,这种提倡是有意义的。被批评为“物欲横流”的西方社会,精英阶层尊奉的主流价值其实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在这个领域也有一个分工,往往由教会做“价值引导”这件事,而政治家们不承担宣传的使命。当然,这种情形也不是绝对的。记得谭其骧教授就讲过,中国古代越是猛喊仁义礼智的时期,那个社会就越不怎么样。我揣测,若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走向了堕落,就不免虚伪。

    董藩先生受过经济学训练,也许他深知“利己人”假设的意义,以至于他把“40岁4000万”当成了一种一般的知识人成败的尺度。但笔者以为董藩先生离开经济学“真理”多走了一步。经济学回答“是什么”就够了,不必宣传“应该是什么”。当然,董藩先生有讲话的自由,而且他陈述的那些价值观也无关高尚与卑下。但一旦他通过微博这种传播力度很大的工具讲话,别人似乎也有理由认为他在作宣传,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乱了角色。麻烦正在这里。

    若做具体的讨论,笔者以为,在非常严格的前提假设下,董藩先生的话大体有道理。董藩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应该是房地产专业的,如果学生们笃定要进这个行业谋生,且在毕业后能短期内进入房地产企业管理层工作,那么经过十余年的打拼,积攒一笔超过一般人的资产是有可能的。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和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潜力,这笔资产达到4000万元也未尝不可。学生若达不到这个水平,在面见董老师的时候,脸上的确无光。但从董藩先生与网友的后续争论看,他似乎并不限定条件,好像有研究生学历的人都应该在40岁时有那么多的财产才属正常,否则就应该感到羞愧。我以为这种看法多少有些问题。

    在现今大学专业设置中,不同专业带给学生的赚钱能力是不同的,且赚钱潜力大的专业更容易吸引高智商的学生,这就更导致离开校门的学子经过十年八年,财富拥有量会有极大不同。若拿单个学生讨论,一个赚钱专业(如房地产管理)的毕业生没有赚到钱,似乎应该没脸再见老师。但是,若拿学生整体来讨论,情况就复杂了。我们知道,在人力资源市场比较健全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哪怕他们学的不是房地产管理专业,其收入也应该高过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即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和一个中学毕业生不差上下,该羞愧的就不是学生们,而是这个社会。因为这里有教育资源的浪费。再进一步说,如果相当一些中学生本来有智能潜力可以上大学,却不能上大学,应该反思、检讨的同样是这个社会,而不是学生们。

    离开正题,说点儿别的。微博这个东西若用来披露一点事实,的确有快捷方便的好处,但若用它来讲清一个道理,就不能算一个合适的场所。即使是学富五车的教授,要用百十来个字讲一个道理,也不很容易。所以,我看大家若要领会教授们对某一问题的系统的意见,最好去读他的长篇大论。反过来说,教授们也应避免通过微博发布对一些敏感问题的意见。

我们为什么要追问
是什么触动了当今社会的敏感神经
4000万与高学历的荣辱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大学教师?
别逼学生“学坏”
一场不着调的争论
社会主义好社会管理也要好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