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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中国音乐人，请团结起来，向盗版说不；所有的中国音乐从业者们，请联合起来，以法律为武器，维护版权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所有的中国公民，请尊重音乐人的劳动，就像尊重你自己一样。”
4月21日，在北京平谷区举办的“我们的声音——中国音乐版权高峰论坛”上，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陈小朵作为“中国音乐版权交易排行榜宣传大使”，宣读2011年中国音乐版权保护宣言，代表全体音乐人向盗版宣战。
“汪峰收回《春天里》”、“文化人联手声讨百度”、“华语音乐词曲作者成立维权联盟”（相关报道详见3月29日、4月19日本报《文化周刊》），近来，国内音乐人频频发出音乐作品维权声明，高呼“版权维护”的声音正以前所未有的分贝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我认识很多优秀的词曲作者，但是他们完全得不到创作上起码等值的回报。”不久前关于《春天里》的纠纷让歌手汪峰受聘出任此次高峰论坛的“中国音乐版权保护大使”。汪峰表示，版权维护的缺失打击的不仅仅是唱片业的销量、创作者的收入，也严重制约着整个乐坛的创作热情和发展方向。
在没有网络的唱片年代，大众热衷于盗版；当网络分享时代到来，一夜之间，更是无人再为音乐买单。
在海蝶音乐CEO卢建看来，音乐产业的源头，包括音乐企业家、音乐公司，都被市场挤压在生死边缘，而盗版是这个产业最大的威胁。“为什么音乐公司的代表在维权活动中这么不活跃？情况很简单，基本上该倒闭的都倒闭了，大家连呐喊的机会和气力都没有。”
随着互联网蔓延、数字音乐兴起，传统唱片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不可挽回地步入衰落，而中国音乐产业也迟迟未能在新兴数字音乐领域找到发展的良好可能。有业内人士透露，近几年中国音乐市场传统发行部分（唱片销量、网络下载、手机铃声）的年总产值不到3亿元人民币，而在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四分之一的日本，其年唱片营业额可达到4000亿日币，著作权的产值达2000亿日币（包括词曲版税、公共使用），每年被记录的正版下载数是三亿六千万次。这一强烈对比反映出中国在版权立法、制度的制定上远没有适应数字音乐时代的需要。
“很多大众还不理解音乐人的‘劳动’。音乐人其实就像任何普通人一样，靠音乐作品收入来生活，如果音乐版权没有落实好，那么这些人将无法生活。”著名音乐家陈其钢在谈到中国音乐版权现状时表示，对精神产品应该有付费意识，这一点在西方国家早就形成了传统。1986年加入法国版权机构的陈其钢举例说，2010年法国版权机构在全世界收到版权的费用是74亿人民币，但是在中国只收到了4000万元人民币，中间相差了130倍。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刘平表示：“社会违规使用音乐作品和创作者自发维护自身创作权益的事件越来越多，其问题的核心是漠视和重视音乐版权保护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依据当前中国原创音乐产业的发展现状，推动中国音乐产业版权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理事长王化鹏表示：“虽然现对于版权保护的意识有所提高，但是在法律制度上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近几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等组织也在努力，包括推进收取电视广播领域，以及KTV、商场饭店等场所公共使用音乐的版权费用，但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让音乐产业的收益真正到达音乐创作者手中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次中国版权交易高峰论坛除邀请众多业内人士探讨版权保护问题外，国内首家官方背景音乐版权交易中心“中国乐谷音乐版权交易中心”也随之成立。相关负责人表示，交易中心成立后将推出第一个以版权交易为内容的“中国音乐版权交易排行榜”，为大众提供在线收听，并可以投票选举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然后定期将排行榜的前5名作品进行现场及线上拍卖，及时公布结果。
著名歌唱家、著名声乐教育家李双江指出，要想改变中国原创音乐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盗版侵权等问题，仅仅依靠音乐人的呐喊是不够的，如何保证音乐人的合法权益，推动中国原创音乐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全行业、全社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刚刚走出版权纠纷阴影的汪峰，对此表现出淡定、乐观的态度：“相信音乐版权得到有效维护、创作者的权益得到等值回报的时候，更多的好音乐会出现，这个行业会真正显现出生机。”
本报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