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站在第三个纬度

    崔卫平《理性与乡愁》的口吻，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西天电影资料馆里的同声翻译。那些看电影的是小众中的小众，精英中的精英。有人马马虎虎地竖着领子，外套也是潮湿的，带着风尘仆仆的味道。电影院黑下来的时候，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机器播放着轧轧的噪音。她的话外音开始播送：南方口音，冷静，带一点翻译语言未经打磨的硬，转译的关节处全是未被屏蔽的真货色，并且把思考指向内里。她穿插在解说中的形而上超越了通俗版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也忽略技术和流派，那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思考建立在另一个维度上。那是一个文明的、理性的、人工的纬度，不是仅以人性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

    比如，她所评价的陆川的《南京，南京》，没有停留在对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激愤指责上，她的进攻更有力量。她一针见血地说：“当年日本侵略者的许多令人发指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战争范畴，战争不需要虐杀人。他们所犯的罪行与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更加相似（只有更甚！），属于‘反人类罪’。”

    她必须摆脱性别带来的局限而保持理智清醒，也必须谨慎地对待经验中的“天然的正当性”，对“反思”这个东西也强调“再反思”。这使得这些文字严肃之余，理性大于激愤，锐度大于反叛——按照《教父》中老教父的说法，“过度憎恨也会使人失去判断”。

    评价二战题材的电影在书中占相当比重。她提到的《漂亮水手》，更能说明问题。故事也是从一般的善恶冲突开始的：主人公比利·巴德善良朴实，是海军战舰中成熟的水手。但纠察队长克拉格特却成天跟他过不去，嘲弄、讥讽、陷害。如果说前者的善良是天生的，那么后者的邪恶也是天生的——关键是，他把邪恶看成严肃而非轻浮的事情。简单地说，这个邪恶者再一次设计圈套陷害善良者而令其没有退路时，后者终于反抗——一刀杀了他。

    故事没有结束，甚至刚刚开始。代表着权威的船长首先反应是“上帝的天使杀了他”，然后的反应是“士兵杀死了上级，这个天使要被绞死”。崔的结论是：简单的善和纯粹的恶，其实处于同一层次，它们其实站在同一边；另一边是船长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和美德。这些是“人工产品”而非“自然天性”。

    这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完全的不一样。一方面，人性中的光明与幽暗本是共生共存，善恶无法被量化，因而作为个体无法被准确测量和划归；另一方面，“邪恶制度下的人性”会将恶行以日常如流水的方式正常化、合理化地表现出来。比如电影《朗读者》里，电车售票员汉娜曾经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每个月和“同事”挑选一些人送往奥斯威辛。汉娜“平庸无奇的恶”并不是一望即知的魔鬼。当她和他们被卷进一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在其中兢兢业业，身处邪恶而不自知。

    崔承认道德感是“无权者的权力”，是最有力的武器。但她更注重那个管理人性的轨道是否健全、无障碍和合理。因为一旦邪恶上升为权力，并通过国家机器释放出来，造成的将是人类的灾难。

    崔说她上大学时有一次参加全班讨论。“我嗑嗑巴巴地发言，引起班上某同学的不解与鄙夷，嘴里发出不屑声仿佛在提醒：这个人最好躲到地洞里去。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说话：‘让她把话说完嘛’。”“作为一个女性，我最感到痛楚的经验就是不给允许开口的经验，被暗示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的经验”——人们也许有过同感：这个世界越来越鼓励噪音了。怎么能区分那些响亮的发言者究竟是勇者还是白痴呢？让蛮强的音浪强暴沉默的大多数，真是暴力和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