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我们一同走过

    影响了几代人的“海迪姐姐”，如今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张海迪《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的自述文章和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张海迪的人生轨迹，从此转变。她因此成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楷模，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无数读者为之感动。

    在《中国青年报》整整60年的报道历程中，像张海迪这样闪亮的名字，还有一长串。在无数读者关注的目光下，60年间，几代中青报人为读者呈上了13749期（至4月27日）报纸，68000多个版面。这张报纸以独特的品格和襟怀，记录了一个甲子以来的社会风云和时代风采。

    这一切，始终伴随着读者的厚爱与支持。60年，我们一同走过。

    值得期待的报纸，最亲密的朋友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东平阅读《中国青年报》已近30年。

    上世纪80年代，他视《中国青年报》为“最有活力的报纸”。由于长期关注教育问题，他对《中国青年报》的教育报道印象最为深刻。“在那个年代，《中国青年报》所具备的批判精神和思想深度，几乎没有其他媒体能够做到。”杨东平回忆。

    如今，担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的杨东平仍把《中国青年报》看作“最亲密的朋友”。自2003年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每年推出《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其中大量研究内容取材自《中国青年报》。近几年来，《中国青年报》记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蓝皮书的撰写工作。

    出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杨东平每天都要翻阅多种报纸，但他坦言有价值的内容并不多。“一份报纸好不好，就看读者翻开它时有没有期待。毫无疑问，《中国青年报》是我期待值最高的报纸。”

    2010年底，杨东平作为持民间立场的教育研究者，首次当选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不久后，《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版就此事专门刊发评论《新成立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带上了开放印记》。杨东平为此感慨不已，在他看来，这件事正反映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风格：“鲜活、锐气、敢言”。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既有‘政治家’的关怀，又有老百姓的关注，既将重大问题与现实人生有机结合，富有现实感、生活气息以及思想洞察，又达到很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水准，无愧主流大报的风范。”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彬接受采访时，对《中国青年报》如此评价。

    一代又一代的中青报人，虽然身处时代不同，然而精神气质贯通：求真、向善、鼎新、敢言。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吸引了杨东平和李彬，也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河南省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退休教师王培中自1978年本报复刊至今，始终坚持自费订阅。“几十年来不管多忙，我每天都要与她对面交流，即使外出乘车也要带上她。她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挚友，更是我的精神库房和生活必需品。”王培中有抄录经典稿件的习惯，30多年来，他已抄录了十多本。

    “《中国青年报》文风活泼，报道及时，敢讲真话，不打官腔，读着舒服。”2008年，在一篇题为《中国青年报——与我对面30年的老师》的文章中，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这样写道。

    还有许多像王培中这样的“铁杆粉丝”：四川读者张铸林阅读《中国青年报》整整60年，并与曾经担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书信来往近20年；武汉读者姜大平自1993年起，全家四口几乎每日必读《中国青年报》；北京读者赵彦伟自2004年在中青论坛发表帖子《有报天天评——我看中青报》，至今跟帖两千余条，点击量超过100万次。

    “《中国青年报》有事实、有揭示、有质疑、有批判、有思考、有呼吁，尖锐而不乏赤子之心，忧患而不失匹夫之情。”姜大平说。

    4月25日上午，《中国青年报》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部分读者代表在座谈会上表达了对《中国青年报》的浓厚感情。

    共青团河北省保定高碑店市委书记闵志广说：“《中国青年报》关于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的大量报道，已经成为我们广大基层团干部一天也离不开的工作航标。”

    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王征说：“军营是青春的舞台，中青报在部队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官兵之所以喜欢中青报，含英咀华般品读每篇作品，不仅仅是因为字里行间散发着熟稔在胸的切近、行风播雨的柔畅，更因为这里闪耀着力透纸背的真知灼见和睿智隽永，传递着不可缺失的信仰、忠诚、意志和力量。 ”

    “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苏明娟，这个名字也许并不为人熟知，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见过她的照片，人们更熟悉她的另一个代号：希望工程“大眼睛”。

    1991年冬天，后来成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解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桃李小学抓拍下了她的照片并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照片中，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人们从这双眼睛中读出了贫困地区面临的教育困境，读出了求学儿童的渴望。

    这幅照片成为了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及最主要的宣传形象，苏明娟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她接受了许多好心人的资助，一步步完成学业。2005年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工作。

    如今的苏明娟，时常婉拒媒体的采访：“我不是名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她希望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更多贫穷的孩子，而不是她的个人命运。但当被问及她对《中国青年报》的印象时，她还是充满感激地说：“感谢《中国青年报》，感谢解海龙老师，这张照片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更帮助了千千万万的贫困学生。”

    60年间，《中国青年报》始终如一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成长中的青年，在他们中寻找具备宝贵品质的优秀代表，报道他们的事迹，将他们推进公众视野。

    这些报道不仅改变了报道对象的命运，也激励了一代代青年读者健康成长。许多读者的人生轨迹，因为《中国青年报》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人因为在人生某个阶段阅读《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07级学生李勇权在《背着父亲上学》的激励下，圆了自己的大学梦；甘肃省民勤县的下岗职工石多生因为偶然读到讲述下岗女工再就业的《我的女儿又吃上红苹果》而受到启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新京报》记者李超在大学时因为一篇与自己家乡有关的舆论监督报道而与《中国青年报》“相识”，从此对媒体行业产生兴趣，来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毕业后走上记者岗位……

    还有许多读者，则由读报而写稿，因为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即是一例。1981年，《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小说《今夜月儿圆》，小说发表后，他随即被调往《青年文学》杂志社，成为一名专业编辑。“你不能想象，当时我发了这篇小说后，走到哪儿人家一听说我是这篇小说的作者，几乎没有不知道我的。特火！”马未都后来回忆道。

    扬州读者钱冀斌曾在20年前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躺在病榻上“差点丧失生活勇气”的他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两篇散文作品而受到鼓舞，逐渐克服了心理上的恐惧。回忆起那段经历，他动情地表示：“两篇习作的发表，给了我重新开拓生活道路的勇气；不，准确地说，是《中国青年报》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未来的日子里，《中国青年报》仍将与关心热爱它的读者们一路同行。正如巴金老先生曾经赠予中国青年的那句话：“不是我们带着你们走路，是你们推动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