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接过“赤脚医生”的棒

    近日一篇《告别赤脚医生之后》引起我的关注。文章发出层层追问，最后认为，这些问号令人尴尬——特别是这个国度曾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能用合作医疗制度为数亿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并赢得过世界赞誉。（见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

    前不久回老家，见到了在农村务农的表弟，我们已有近10年没见过面。他告诉我，现在的日子过得挺不错。村里到城市的公路已经接通，他继承父业，在家养蚕种果种甘蔗，每年收入都不错。我告诉他，刚刚在城市买了新房，房价高，工资却很一般，每月做医生的工资收入基本全贡献给了房贷，生活压力很重。他半开玩笑的说，你来我们这开诊所吧，我们村还没有医生！村民现在挺有钱的，看得起病。

    说实话，我未尝没有心动过。不管人们富不富裕，生了病，大多数人其实是愿意进行医疗消费的。只要你掌握了过硬的医疗技术，自己独立开诊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是对我这种喜欢自由，不喜欢吃大锅饭的人而言。

    这几年来，在基层乡镇，政府卫生部门对医生资质的审核和要求越来越严格，很多不具备执业资质的赤脚医生都已经被叫停，不允许再行医。过去，那么赤脚医生随时上门为人提供输液服务的现象正在逐渐减少。但是，新的矛盾随即也来了。

    按照卫生部的新医改规划，要求村村建有卫生室，乡乡设立卫生院，村民看小病不出乡村，但现时期，农村的医疗人力资源显然不足以支撑这种卫生建设。去年两会，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就表示：“目前全国农村乡镇卫生院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医生只占1.4%，中专生53%，34.6%为高中以下水平。村卫生室的近百万名基层村医均处于个体开业状态。农村医疗人才严重缺乏，医疗水平低下，农民看病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各地政府如何应对这种医疗人力不足的危机？一是招募医学院校大学生毕业生下乡服务，毕业生服务的期限一般为5年，在此期间，政府会予以额外的经济补贴，以及考研考公务员的降分照顾待遇。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毕业生下沉。二是出台带有强迫色彩的管理办法。要求地市以上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一定比例的医生在晋升高职称时，必须下乡服务一年。但据我观察，这些办法招募来的医生数量有效，而且效果也并不好，在考取了执业证书后，不少医学毕业生最后都选择了毁约离去。

    解决这种困境，一个好办法就是引入社会办医，尤其是医生办医。通过开放而鼓励的政策，吸引更多的私人诊所或者私人医疗机构下沉，这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在城市，市场有限，医疗机构却越来越多，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医生，在数量上已经基本饱和，而且办医的成本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将过剩的医疗资源通过市场的手段，向基层地区转移，这是未来的趋势所向。在一些发达国家，相当数量的私人医院都是建在郊区。

    医生人力如何才能顺利转移？关键是仿效发达国家和地区，让医生成为与律师类似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可以与多个医疗机构签订合同，也可以自己开私人诊所，选择在哪个时间，哪个地点行医。医生一旦有了专业资质，就可以一辈子都享有。但在我们国家，对医生执业行医的管理实在太严格。一个医生，只能在自己的医院诊所行医看病，而一旦离开这个特定的场合，再给人看病就被界定为“非法行医”。如果两年医生不找医疗机构注册，并接受卫生部门的考核，执业资质甚至也要被剥夺。

    如果医生能够成为自由职业者，地方政府愿意降低办医的成本，或者以足够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医生个体办医。我相信，谁来接过“赤脚医生”的棒？就不再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