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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王旭明（右）与学员互动。
王志刚摄
记者：您曾经说过，新闻发言人最可悲的就是不发言，“公开”为何那么难？
王旭明：很少有官员愿意向公众公开，因为公开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利益的缺损，个人名誉和地位的动摇。公开还意味着为官习惯的改变，这可能是信息公开政策推行起来遭受阻力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一些方面不公开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国防部、保密局等，但如果教育部、卫生部、铁道部等与百姓吃穿住行关系紧密的部门都不能实现公开透明，这就是一种部门失职行为。
记者：目前，人们对于新闻发言人的认识，主要存在哪些误区？
王旭明：很多人认为危机发生时才需要新闻发言人，平常是不需要的。其实，新闻发言人不能把处理公共危机作为唯一任务，因为那毕竟是非常态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有用武之地。
另外，很多人认为新闻发言人与官员是对等关系。其实，新闻发言人是介于新闻和官员之间的人，应搭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跟国外的产生过程并不一样。国外的新闻发言人是一种职业，干得好可以干一辈子，但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大都从官员中产生，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记者：很多地方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从维稳的角度出发，您认为积极推进各级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何必要性？
王旭明：各级政府设立发言人是国家信息公开制度的一部分，不能只从维稳的角度出发。一些企业和机构设立新闻发言人，可以看作是公关意识提升的一种表现。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既是现代民主法制的需要，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利于反腐败，满足百姓的知情权，而且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透明的大国形象。
记者：有人说，新闻发言人是个高危职业，说多了，不一定受领导待见，甚至影响官位，对此您怎么看？
王旭明：在我做新闻发言人时，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有些人笃信：说不如不说，说多了反而惹祸。当然，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不同，因此反映在行为上也有所不同。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就是为了升官，那么，当然是如同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就是能不说则不说，能少说则少说，因为言多语失，枪打出头鸟。如果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文明和法制化进程，可能就要失去一些个人的东西。我鼓励新闻发言人该发言的时候发言，他们不是说太多了，而是说得太少了。
我认为国家对发言人制度改革应该予以通盘考虑，甚至可以用立法的形式巩固已有的成果，明确一种观念，即信息公开不力也是一种渎职行为。
记者：从你接触的地方官员看，他们的传播素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王旭明：许多官员的传播素养是一张白纸。中国的官员绝大部分没有媒体工作经历，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担当新闻发言人和从事新闻宣传的人几乎都如此。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新闻发言人都有媒体的从业经历。美国的总统新闻官和白宫新闻发言人，都是从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或报纸的资深评论员选拔出来的。还比如说，对受众的考虑是传播学的内涵，但我们的很多官员讲话恰恰忽视了受众的需求。这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很难，所以，让人爱听、听得进去产生作用的讲话很少。
记者：有一些记者反映，某些政府部门或部委的新闻发言人根本联系不上，发过去的采访提纲无人理睬，对此您怎么看？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及其所在部门要为记者提供各种服务，最重要的服务就是提供新闻服务。有的部门对记者管吃管喝，甚至私下塞钱，请一些人出国旅游，但就是在发布会上，不给记者提问的机会。殊不知，在新闻发布会上，最后一个离席的应该是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就是接受记者采访，不能只在发布会现场照本宣科阅读一下部门公文，然后借故自己很忙就匆匆离开。
记者：很多官员在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发生冲突，您怎么看官员和媒体的关系？
王旭明：媒体不是敌人，不能整天防着记者；媒体更不是亲人，整天和你吃喝不分；媒体也不是重要人，动不动向媒体汇报工作；媒体更不是你的下人，动不动就指手画脚；还不能把媒体当成盲人、生人、闲人、官人以及友人。而很多新闻发言人和一些部门常常把媒体当成这样的人，这是一种错位。
记者：为什么不能把记者当成朋友，有什么说什么呢？
王旭明：发言人和记者有着不同的伦理、道德和品性，因此，对媒体要像朋友一样友情善待，但不能当成朋友一样掏心窝子无所顾忌。我认为，在发言人的培训过程中，要以此为突破口，构建政府和媒体之间的专业化、规范化的合作关系，促进中央所倡导的信息透明和政务公开，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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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桂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