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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的大学生村官赵河（化名）在自己的微博上“转播”了一则来自中国网络电视台的视频，题曰：“我是‘村官’不在村。”
新闻解说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徐双敏教授对湖北大学生村官现状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6%的大学生村官认为工作艰苦，而原因是“六成大学生村官不在村”。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公布了连续4年针对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数据，揭示近35%的大学生村官每周在村工作时间3天以下，而只有16.6%的大学生村官每周7天均在村里。此外，有77%的村官有被乡镇借调的经历，其中23%的人被长期借调到乡镇而不在村里工作。（详见《中国青年报》4月22日大学生村官版）
很多大学生村官注意到了这些新闻，东营“村官”赵河则在新闻中看到了自己目前工作状况的真实写照。
小赵的“村官生涯”：在村时间一个多月
去年8月进村，待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被借调到镇上参与人口普查工作。借着借着就成了长期工作人员，小赵在镇政府各部门间游走“帮忙”。
最近，小赵暂时“安定”在镇政府宣传办公室，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撰写、上传镇政府信息，整理工作汇报材料，安排布置座谈会，偶尔还给领导写写致辞，“你不要以为在镇上干活很闲，我忙得很。”
刚被借调来镇上那会儿，小赵心里是有些“反感”的，“我明明是村主任助理，不在村里待着，却到镇上干活？”时间长了，她也就习惯了，“工作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不可能件件都如你所愿。”
她现在每天跟着镇政府工作人员一起签到上班，晚上一起加班，想法变得越发朴实，说话语气也越发淡定，似乎没有什么事儿能触动到她的神经，让她兴奋或者沮丧，“上面安排到哪个岗位就在哪个岗位，老老实实做好领导安排的工作，兢兢业业就好。”
她成了一个标准的乡镇宣传干部，讲话有条不紊，从不把话说满，但倘若被问及村里的情况，她的情绪就会马上调动起来，整个儿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尽管那只是短短一个多月的记忆——
“我刚下村时想法可多了，最想在村里建个广播站，播放各类戏曲、新闻、致富信息、惠农政策；
“我们村北边有个水塘，可漂亮了，我想把它开发成旅游景点，像杭州西溪景区那样，村民搞搞农家乐，该有多棒啊；
“我还想自学农技知识，干旱时告诉村民怎么打理小麦，多雨时告诉村民怎么保护好田里的棉花，对了，我还特别想学我们村的方言，这样跟村民说话方便。”
小赵一口一个“我们村”，她最遗憾的是，“我们村”的村民很多都还没来得及认识她，跟她聊天，她就已经被调走了，“只有村部附近几户人家的村民还认得我。”
工作以来，让小赵最有成就感的几件事儿也是发生在她只待了一个多月的“我们村”。一次是下乡普查人口，她一个人登录、收集了全村1478口人、500多户人家的全部信息；一次是跟村书记去拆迁户家里做工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还有一次是帮助一户村民报修，村民家门口的电线杆开裂了，很危险。
“村官”到镇上当差能学到什么
广东梅州市水口镇荷树村的大学生村官古引生也在镇上当差。与东营的小赵不同的是，他每天上午待在村里，下午村里没事了，就去镇政府帮忙。
这是小古的“最佳”工作状态——上午在村里收集信息，整理汇报材料；午饭后去村里溜达一圈；下午去镇政府办公。
他一般会在中午休息时间去找村民喝茶聊天，听听老百姓对村委会有什么要求，唠唠东家长、李家短的。这段时间是信息量井喷的时段，谁家的孩子因为学习不好挨打了，哪家的夫妻闹矛盾吵架了，哪两户人家之间产生土地纠纷了，“大多数信息都是聊天聊到，然后去解决的。”
小古是主动到镇政府去帮忙的，他所在的水口镇上，大学生村官可是“抢手货”。镇政府近10年来，只进过两个新人，懂得操作电脑的工作人员不到十分之一。
5名大学生村官中的4人都常常去镇上帮忙，他们都住在镇政府提供的宿舍里，“下午村里没事了，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给镇上帮忙，还能学点东西。”
他先后在司法所、国土所、劳保所、计生办、党政办帮过忙，接触了很多待在村里几乎接触不到的信息。比如其他村子都在干什么，林业改革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上面”要鼓励种植哪些作物等。
最近一次，他结合“上面”的“绿色崛起”部署和本村实际，向村委会提交了鼓励村民种植青菜作物的建议，“种水稻挣不到钱，香港市场对青菜需求很大，改种青菜收益更高。”目前，这项计划正处于村委会集体讨论阶段。
在镇上工作一段时间以来，东营的大学生村官赵河承认，自己写材料的水平提高很快，“以前写东西天马行空，全凭想象；现在务实多了，知道要用数字、举措施。”回头再看自己当时的旅游开发计划，她笑出了声，“太不成熟了，没有详细的方案、预算，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想好，钱从哪里来，建成后怎么回收投资等等，都没想清楚。”
“小村官”想上调，“大村官”要留人
浙江台州的大学生村官李一（化名）想去街道“打杂”，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他所在的村子以工业带动消费，村民年均收入约1.5万元至2万元，“村民已经很富了，我再带动致富不太可能了，发挥特长，就是写总结。”
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个人能力突出的老村支书们缺的正是一个“会写总结”的人。尽管没进村两委，但村支书对小李的工作持绝对肯定态度，“最狠的一次上午写3篇总结，下午写7篇。村里真没人能干这活儿。”
就像城市里的小白领一样，小李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中午十一点半休息，下午两点到五点继续上班。他和村民接触的机会，一般出现在年底，给困难群体发红包，慰问阿公阿婆。
他之所以想去街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进一步锻炼写总结的本事，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开阔眼界；二是为下一步自己报考公务员做更高层面的知识储备。
这是摆在所有大学生村官面前的现实问题，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去向”占大学生村官出路的56.1%，占半壁江山。
与“小村官”想上调的意愿刚好相反，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大村官”——村支书们，却并不希望看到大学生村官们上调乡镇。
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大陡村党支部书记苏庆亮就不赞成大学生村官借调乡镇。他把自己村的大学生村官小任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教村民用电脑，制作汇报展示材料，抓计生、抓综治、抓党建，接手农村绿化工程，件件都是锻炼人的活儿。
“我们村小3年级到5年级的电脑课都是他一手抓的，村里张三李四家的情况他都清楚，跟群众打成一片了。”老苏最自豪的是，村民们来村部办事，见不到村官小任都会打听小任上哪儿去了。
他并没有阻碍小任向上发展的意思，只是他觉得大学生来当村官，目的就是学会接近群众、联系群众，“学会跟群众打交道对今后发展有好处。”他说，大学生村官一到村里就上调乡镇其实没什么意义，“那叫镇官好了，为啥叫村官？！”
“我不赞成。”提起长期借调大学生村官到乡镇，江苏昆山市淀山湖镇永新村党支部书记沈兴珍斩钉截铁地表示反对。她很喜欢自己村的大学生村官小陆，“能吃苦，肯做事”，她把村里最重要的财务和“三资”（资产、资金、资源）交给了小陆管理，“如果他调走了，我这摊工作谁来做？”
小陆的到来给这个“不愁吃穿”的村子带来很多惊喜，很多过去“临时抱佛脚”的事儿现在常态化了，“我们农村只懂得做，不会组织材料上报，以前都是上面来检查一次，临时做一次材料，仓促得很。”
如今，在永新村，村官小陆把各种材料整理得好好的，只要上级有需要，村里立马就能整理成档。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