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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难题一个接一个：人们感慨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的余音未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又悄然而至。一时间，海内外学者都拿起望远镜和显微镜，期冀为这个新兴大国找到规避“陷阱”的办法。
“陷阱”从何而来
新兴经济体的“陷阱”从何而来？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脉络来看，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进入经济学家定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会出现停滞甚至下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经济停滞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些被学者们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就有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
曾提出中国经济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认为，如果找不到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拐点”后面就是“陷阱”。
在蔡昉看来，拉美、亚洲各国的国情不同，不能靠现有经验简单推论。他说，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他说，日本在1990年之后曾遇到经济发展的瓶颈，政府采取的做法是，保护产业和企业，最后造成大量“僵尸”企业，该倒闭的企业不倒闭，该消亡的产业没有消亡，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足够的贡献，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
按蔡昉这个观点，即便是发达工业国家，如果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掉到“陷阱”里。当然，日本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应该叫“高收入陷阱”。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于乎也拿日本作参照。上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化起飞阶段发展也非常迅速，同今天的中国一样，靠外部需求和外部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经济增速很高，不过也出现了过分依赖出口、产能过剩、过度依赖投资、个人消费不足等症状。
日本人的解决方案是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这一政策使得日本国民收入在此后10余年不断增加，在塑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日本国内出现了强大的中间阶层。
于乎研究员看重日本经验的正面效应：用增加国民收入来刺激内需，改善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技术改进，缓和社会“二重结构”，让强大的中间阶层为社会转型提供“橄榄型”的稳定架构。即使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步入不景气，也并没有真正打击到日本民间的财富。最近日本地震的影响巨大，但从长期看日本经济只是“伤了皮肉，没动筋骨”。
如何定义“中等收入者”
由此来看，中国经济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通过提高收入建立一个强大“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中等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10年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就提供了一套判断中国“中间阶层”的尺度：按当时标准算，个人年均收入以及财富拥有量在人民币25000到35000元之间，购买私家车和有相应的社交文化消费。从职业特征看，这个群体多为经理、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工业企业员工，也包括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大致占就业人口15%左右。当时，他们乐观估计这个“中间阶层”有1亿人。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提出了另一个更精确的标准：家庭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
针对中国消费者的报告，2006年，麦肯锡公司把年收入在25000元至4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还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4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差不多。
到2010年，标准又有所改变。有媒体调查称，中国的中等收入者家庭最显著的标志是“拥有房子”，即便首付、按揭几乎成了中等收入者的“不能承受之重”。
2010年，一份外资调查机构发布的《2010年中国财富报告》称，在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户数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这一“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增长率每年超过15%。在这种巨大诱惑面前，“中等收入者”还要承受很大的向上攀爬的压力。
哪些因素决定工薪阶层的收入
一些研究全球货币规则的学者一直在呼吁，要警惕美元作为“全球霸主”对后发国家的盘剥与掠夺。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以及日本，其实都曾在美元发起的“货币战争”中被打败过，这是探讨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背景之一。
但这似乎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心。他们只看到，欧美发达国家将中等收入阶层看做社会中坚，或称之为“政治后卫”、“消费前卫”，通常社会人口比例要达到80%。那么，中国也要向发达国家看齐，也要建设“橄榄型”社会？他们忽略了许多前提条件。
中国浙江省在国内算是“先发地区”，2009年该省人均GDP已经达到649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当地研究者结合实际情况做过一个调查，认为浙江省中等收入家庭（以3人计）的年收入区间大约为6.6万元~17.1万元。抽样调查的结果是，该收入群体共计1569.6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0.66%。这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
调查者认为，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缓慢的关键问题，是农民和工人群体“上向流动空间被挤压”。而就业难也使得中等收入群体在新老交替过程中“青黄不接”。
确如蔡昉所言，一些学者只是看到了表象，而没有抓住“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需要追问的是，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工薪阶层的收入？
两名法国学者今年年初研究了iPhone（苹果手机）的产业价值链。据调查，从美国进口一部在中国组装的iPhone手机是178.96美元，其中24美元的闪存和35美元的屏幕是在日本生产的，23美元的信息处理器和相关零部件是韩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WIFI无线产品等共计30美元的零部件是德国制造的，蓝牙、录音零件和3G技术产品等价值12美元的零件是美国制造的。除此之外，材料费用、各种软件许可证和专利费用，合起来为48美元左右。最后算下来，在中国组装环节的费用只有6.5美元。
由此可以知道，富士康公司之类（苹果公司的代理商）在国内算是收入相当不错的企业，但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从那部时尚而尖端的手机里，只能分享3.6%的价值。在这种全球分工的格局当中，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怎么可能扩大？
201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惊人的4978亿美元，据称其中55%来源于中美贸易。可是，看看苹果手机这个典型产品就明白了，它是按照178.96美元整机来计算中国对美顺差的，而真正留在中国国内的只有那可怜的6.5美元。
法国的研究者最终得到结论，人民币升值应该伴随着提高附加值和产业升级，中国无法接受劳动成本大幅度提高，却同时没有给中国工业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生产出更具附加值的产品并去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竞争，比如在航空、机电、电子等高端制造行业上，而只能在国内当个搞组装的“打工仔”，那么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变成“中等收入阶层”的想法，就仅仅是空想而已。
这其实印证了蔡昉先生的建议：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让那些缺乏效率的企业、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性毁灭”，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升级要讲“中国特色”
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共识下，研究者们提出的解决方案确实思路不同。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十二五”规划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经济“着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不能完全靠国际市场，要靠扩大内需”。
企业要提高职工收入，政府需要扩大公共产品投入并控制好物价上涨，财税政策要注重调节收入不平衡，这些都是“扩大内需”的方法。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提供了“新思路”。
新锐的“80后”经济学者高连奎认为，与“提高民众收入”效果相同的政策取向应该是降低基础商品的价格，进而变相提高民众购买力和福利。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大形势》中呼吁，中国应该创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他认为，现在人们总是一味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不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而相反，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则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对于中国这种人口众多的国家，“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将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
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制造”暂时还无法在国际市场上挣回足够高的收入时，通过政府有效管理和调控，建立一种“低收入、高福利”社会，欲图强、先固本，未尝不是应对各类“陷阱”的一种策略。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总经理王小强，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在倡议中国建设“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在他看来，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已经发展到头儿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没办法再依靠“市场换技术”，把发达国家剩下的那点儿“看家本事”再转移过来。1980～2007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降到11.7%，英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这些国家剩下那点儿制造业，都属于“维系货币霸权的命根子”，不是军工，就是军工不可或缺的军民两用重化工。“不要说产业转移，出多少钱，连点滴产品都不能卖。”
事实上，这些年中国在对美贸易中不断遭受技术封锁，中国企业搞并购也总因“国家安全”被拒绝，都说明了这个技术转移的“天花板”。中国最优秀的技术企业华为公司，就已经在美国吃了无数的闭门羹。
王小强认为，照经济学理论说，美国GDP里硕果仅存11.7%的制造业，统统转移到中国，帮忙中国企业产业升级，才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双赢”。比较优势的逻辑分析没有错，市场调节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理念没有错；可对不上号的是，现实世界从来不按教科书上说的来。不仅中国国有企业，就算是日本私有企业，都甭想收购尤尼科这类石油企业。看起来，美国惟一乐意让中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购买贬值的美国债券。
中国怎么办？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按照美国模式搞现代化可能性确实不大，那么启动内需的“着眼点”就应当具有中国特色。
在王小强看来，这个“特色”，就是逐渐启动中国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力，通过水资源调配（如南水北调工程）、国土整治（如植草畜牧的生态建设）和资源大开发（如煤化工和清洁燃烧技术），振兴重化工（包括重型机械），实现产业升级，大规模城市化，进而构造厚重的产业纵深，这才能开拓出有回旋余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
本报记者 众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