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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体，美雨欧风，似乎无以抗衡。不意“国学”大噪，网络、电视，各种“先进”的传播方式，都在参与鼓吹古老的《论语》和其他传统经典。
与今天的“提倡”不同，我是在怪异的背景下接触《论语》和蒙学读物的。
1973年夏天，我结束了“知青”生活，从内蒙古农村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一家小工厂。因为年轻，精力充沛，又多少识几个字，我不久便和几个青工一起，被指定为“工人理论小组”成员。搞“理论”，原则上不脱产，但经常要外出听报告，回厂后在大会上“宣讲”，风头十足，本职工作却往往得由师傅们代劳。
那么，被称为“工人理论队伍”的我们这些人，听了些什么报告，又宣讲了些什么呢？
听了“批林批孔”，宣讲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反动透顶”；听了“评法批儒”，宣讲了“儒家开历史倒车，法家进步务实”；听了“破旧立新”，宣讲了“儒家反动、庸俗的人生观、世界观必须彻底批判”。当然，后来还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和“批邓反右倾”。
事情并不难做。把听讲的记录和上级分发的学习材料捏合在一起，再从报纸上抄几段“梁效”，讲稿就攒出来了。宣讲时，不要疲沓，也不要亢奋。不会有人批评你抄袭、空洞，要的就是重叠和虚浮。师傅们的轻蔑、宽容，我自己的下乡阅历，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不过是逢场作戏，谁当真，谁造孽。
然而，有趣的事情就发生在此时。
我惊喜地发现，上级分发的学习材料中，除了《论语》批注，竟然还有《名贤集》、《神童诗》、《弟子规》和《三字经》，甚至《朱柏庐治家格言》。对于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根本不了解批判对象的我而言，这些材料无疑是启蒙宝库。既云“批注”，抛开“批”，对《论语》原文的字词句它总得“注”一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读到《论语译注》，我才知道那些“注”尽是袭用杨伯峻先生的。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它毕竟让我窥见了一点点儒家经典的初始面貌。那温雅、简洁而又铿锵、凝练的语句，浪漫、超脱而又冷静、聪慧的意蕴，瞬间就挤扁了篇幅远远大于原文的斥责之词。
我知道了“仁”和“泛爱众”，知道了“有教无类”，却不觉得它们“虚伪”；我惊异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决绝，却不相信孔夫子会坚持人殉；我感动于“君子谋道不谋食”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悲壮，却不认为这是“老顽固复辟不成的哀叹”；我陶醉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却丝毫也感觉不到这是当老师的在“拉拢、腐蚀青年学生”。
如此滑稽的“开蒙”，从孔夫子生活的年代直至当今，有谁经历过，又有谁能预料到？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看到我拿来的批判材料，师傅们一反常态，抢着翻看起来，还有人高声朗读。“休争三分气，白了少年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卷舒”；“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腐朽”的人生观、世界观，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传播着。一位师傅问：“怎么不批判《百家姓》？我家那本‘破四旧’时给烧了，公家再给印点儿多好呀！”当时没有复印机，好几位师傅表示要手抄《朱柏庐治家格言》。
可惜的是，我十分缺乏文化意识，当时没有注意收集、保存那些材料——它们至少有版本学意义。
工人师傅在车间里随便说说，倒没什么要紧。那些到处作报告，辅导我们宣讲的教授，处境可实在悲哀。本来刚刚从“干校”回归，“文革”惊魂未定，戴罪立功，诚惶诚恐，按统一要求给“工人理论队伍”大讲自己根本不同意的东西，政治形势一变，又得检讨不止，磕头如捣蒜。
在那段时间里，我又趁机知道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当然只能分成儒法两家，非此即彼。我记得法家有商鞅、吴起、李悝、韩非、桑弘羊、王充、武则天、柳宗元、赵匡胤、王安石、张居正、王夫之、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儒家有孔丘、孟轲、董仲舒、韩愈、朱熹、曾国藩、李鸿章、辜鸿铭、林纾……对于本来没有多少历史常识的我而言，歪打正着，知道一点儿还是比完全不知道强。有一次，我问厂里的政工干部：法家不是挺务实的吗？重视生产，赏罚分明，秦国士兵砍下一个敌兵的头，就能晋一级，我们怎么一边称赞法家，一边批“物质刺激”呢？谁抓生产、谁抓质量，谁就是“唯生产力论”，咱是法家还是儒家？那位干部什么也没说，把一只大手伸过来，捂在我的嘴上。
一晃三十多年。我看到好几位学者、作家的回忆文字，都谈及年轻时遭遇“文革”，学校停课，在无所事事中误打误撞，闯进了堆积抄家物资的仓房，发现了大量已被禁止发行的古今中外名著，于是如饥似渴，终日饱读，甚至把书拿回家也没人管。这样奇特的经历，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虚掷光阴，日后受益无穷。如此说来，我的“理论生涯”，也可以自嘲不算蹉跎了。
梅小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