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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最精彩的部分是1958年至1966年：“反右”开始，在学术界处于领头羊地位的陈寅恪自然逃不脱被批判讨伐的命运。有人大张旗鼓地说：“陈从来不学习马列，也不相信马列。他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的史书古籍做繁琐考证，兴趣全在于鄙琐不堪的小节——比如杨贵妃的身体是胖是瘦，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与安禄山之间究竟是否发生关系等。”陈寅恪脱离大时代，躲进小楼成一统，还居然偷偷研究处女问题，这还了得！一时间喊打之声甚嚣尘上。
据书中描述，陈寅恪弟子、被视为史学大师接班人的金应熙，1957年“反右”前，入党提干，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是重点提拔对象。“反右”运动开始，金应熙热情高涨。1958年，听到上头放出批陈的风声，正在北京出差的金立刻打道回府，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张贴大字报，指斥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并认为这是一种思想的“反动”。唐把它抄录下来，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从此，金被刻上“背叛师门”的红字，尽管金后来负荆请罪，跪地求饶，但陈只淡淡道：“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决然将其逐出师门。
然而，这场“师门恩怨”其实也有多维角度。与金亦师亦友的梁羽生，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金应熙中学在香港读名牌英皇书院，高中会考名列榜首，大学读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年年第一。其人性情旷达，痴迷象棋，博闻强记，学术涉猎甚广，可谓聪明一世。据梁回忆，1958年，有人问金念过多少首唐诗。答曰2万多首。闻者惊疑，因为《全唐诗》总数才4万多首。但梁羽生对此不存怀疑，因每有学生问其唐诗出处，他都可把整首诗念出来，解释其中僻典，被赞为“懂得加记得尤其难得。”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金把自己的研究重点由学术转而政治，时常作政治报告，听者爆棚——左倾、迷惘、反思，正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
其人散漫自由，形容脱略，并无心机，仍有多例可以证明。其一：在岭南大学，年轻时代的金应熙曾追求盘女生未遂，失魂落魄。那年暑假，盘女生之男友来岭大探望，金居然给他安排住所，照顾得无微不至，自称对盘女生的情感早已升华——其性情可见一斑。其二：据说，“四人帮”被打倒后，公安部门请金应熙作一个报告。讲完他一个人回去，走到街上，蹲下观棋。正有警察跑来赶走这些阻街的人。他起身慢，被猛地踢了一脚。警察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刚才作报告的那个人吗。
历史的大漩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当时的气氛，按照岳南的描述，“站在无产阶级阵营中的‘革命者’，如饥饿的狼群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嗅到远处密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野性横生，对猎物追逐、捕杀、撕咬。”金的选择，是品性使然，还是历史必然？是缘于内心的主义，还是迫于生存利益？是纠结于犹疑多思的心性，还是恐惧于政治高压的威慑，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按梁羽生的说法，其中包裹一种“甚难评说的人生”。
梁羽生在《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一文中为金应熙一辩：“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说到金应熙谈陈寅恪对历史现实的情感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只就揭批的实质内容来说，那也是众所周知的，并非只是至亲好友才得与闻的私隐。论者若据此云是‘出卖’或‘践踏信赖与私谊’似乎有点言重。”
也有人说金善于观察风向，开会时往往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梁羽生道，……即使是，以金的聪明和特强的记忆力，何须花此笨工夫？中学生的辩论比赛往往临时抽签决定正反两方，可以即时发言，金应熙岂有不能之理？
在政治风潮席卷之时，准备两份发言稿的人，实在不在少数。岂止彼时？即使现世，墙头草、见风掌舵，仍是万能的生存智慧——历史大事件，往往将人逼仄到最后一刻方能考量其品性质地。不能进入历史的小事件，也处处显现对品性质地的逼仄与考量。你又准备几份发言稿呢？
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