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重生(上)
在震后的3年中,许多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又获得了孕育着希望的新生命。这些新生命来之不易,他们的到来如同阳光一般,照进曾经饱受磨难的家庭。在这道光芒背后,隐藏着许多努力与奉献,许多对于重生的期盼。
程天乐刚刚学会走路。这个不到1岁半的男童精力充沛,可以跌跌撞撞地在自家院子里走一下午。这可把母亲刘志珍累坏了。“我的眼睛就没一刻敢离开他的。”这个41岁的农妇颇有些抱怨地说。
但欣喜显然远远多过埋怨。程天乐的名字,是父亲程林祥取的。这个地震一年后诞生的新生命,寄托了位于汶川县水磨镇连山坡村的这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新希望。
3年前,在那场山崩地裂的大地震中,程林祥正在映秀镇漩口中学读高中的儿子程磊遇难,这对夫妻一度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中,“觉得生活毫无指望”。
震后第78天,2008年7月2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四川省数以万计在地震中失去孩子或子女有伤残的父母,都可以孕育新的生命。
随后,“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工程”便在四川灾区全面启动,涉及14个市、54个县、1041个乡镇。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如今,已有3761名妇女怀孕,2864名婴儿健康出生。程天乐便是其中一个。
不过,并非每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都如程林祥夫妇这样顺利。因为年龄偏大等原因,不能再生育的家庭也为数不少。
地震过后,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精神非常低落。“第一年叫他们来的时候,脸上都是似笑非笑的。很多人不愿意配合。”北川县计生办的工作人员王芳说。
但在王芳看来,这并不奇怪。失去孩子,对于地震子女死伤家庭来说,打击巨大,这些再生育者情绪极不稳定,稍有不慎便会触动他们内心的伤痛,引发情绪变化。而且,许多母亲已达高龄,对她们来说,年龄变成了最大的“拦路虎”。
为此,在2009年3月24日,四川省成立了“再生育技术服务专家指导组”,成员包括医护、生殖医学和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32名专家。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覆盖四川省全部灾区的再生育服务技术指导网络。
面对灾区再生育夫妇在心理、生理和病理上的困境,面对震后基层医疗技术单薄、医疗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困难,指导组在灾后对8000多个再生育家庭进行了一对一的服务,组织派出专家队115批次670多人次,奔赴灾区各个乡镇。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在震后3年里,这个专家组的行程,可以绕地球一圈多。
专家组和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不仅要了解这些再生育家庭的疾病问题,还要进行心理疏导,耐心和他们沟通,更要做好孕前、孕中、产后一系列保障工作。
在王芳的记忆中,震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北川再生育家庭群体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很多家长从被动被召到计生站进行再生育宣传、检查和治疗,到主动去站里配合再生育工作,甚至有些家长还结伴儿“赶场”——参加各种孕育专家的咨询活动。
有这样一组数据为证:2008年,北川县仅有200多对夫妇登记“再生育”,2009年,这个数据上升到600多对;而在同是重灾区的都江堰,有1400多对夫妇登记。在这里,“再生育”母亲从产前检查、孕期检查、缺陷干预和分娩,都能享受到“零收费”服务。
刘志珍就是在这样的服务下,顺利地生下程天乐的。在确认怀孕后,都江堰中医院就给她发了一张“再生育保障卡”。只要用这张卡,她可以享受全程免费的一条龙服务。程天乐即将出生的那天,程林祥在送妻子去医院的路上,就给医院打了个电话。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医院,医生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产房。
有媒体评论道:“在这些政策与数据的背后,体现了一个国家对这些背负着丧子之痛家庭重建所倾注的心血,凝结着再生育战线工作者们的辛勤和汗水,总结了一套大灾后对失去孩子家庭从医学角度建立有效机制的模式,也填补了灾难医学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那些丧子的父母来说,这些新的生命,将抚平灾难给他们带来的伤痛,温暖他们一度孤寂的心灵。
所以,我们看到,安县河清镇49岁的高龄产妇汪正蓉,幸福地躺在产房的病床上,旁边是她55岁的丈夫,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汪正蓉也成为四川省再生育家庭中年龄最大的产妇。
所以,我们看到,北川县33岁的羌族产妇刘华,虽因身体原因无力自我培育新生命,但还是努力配合医护与科技人员,产下了四川灾区首例再生育的试管双胞胎婴儿。
所以,我们看到,刘志珍在程天乐玩累了之后,把一身大汗的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贴近他的胸口,仔细地聆听着他的心跳声。
“咚—咚—咚”,对于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这些新生命的心跳声,无异于天籁之音。
“听到这个声音,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程磊又回来了。”刘志珍微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