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5月2日下午，10岁的艾克拜尔·玉素甫在新疆自治区民政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坐从北京至乌鲁木齐的T69次列车抵达乌鲁木齐。这是新疆自开展接回在外省流浪儿童行动以来，接回的首名流浪儿童。
张万德/CFP
4月22日早晨，当身在上海的兰茜打开网页时，看到的一条新闻让她感动得想哭，“新疆将接回所有在内地流浪的儿童”。
这个年轻女孩近乎“疯狂”地关注着来自家乡的这个特殊群体。她耗时两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疆籍流浪儿童，探讨了流浪儿童问题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和救助机制；她目前在一家媒体工作，追踪“打拐”也是她的工作内容之一；在网络论坛上，她每天会花大量时间发布相关救助信息……
两天后，兰茜意外地见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
作为新疆赴19个对口支援省市调研接洽流浪儿童救助相关事项中的一组，努尔·白克力抵达上海后，接见并问候了在当地工作的新疆人，并动员大家一起帮助流浪儿童回家。
接下来的举措令兰茜惊喜万分。救助新疆籍流浪儿童已成为一场由公安部、民政部牵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政、公安部门配合的国家行动。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布，将建立起打击、解救、接送、教育、监管、安置等各个环节的长效机制，让新疆流浪儿童“有家可回、有学可上、有事可做、有医可就”。
在兰茜看来，她所追求的梦想正渐渐变成现实。
“我想回家！”
有这样几个民间救助流浪儿童的故事。
2010年11月17日，新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古尔邦节，杭州。
傍晚，青年阿穆在居住的小区里遇到一个维吾尔族男孩，男孩不停地来回走动，看外表似乎异常焦躁。
阿穆心中闪过一丝不安，问他：“干嘛呢？”
“等人。”
看到男孩眼中闪现的恐惧感，阿穆知道他说了谎话，凭感觉判断，这是一个“新手”，决定一探究竟。他找到附近一家清真餐厅，邀请男孩吃饭。
一阵犹豫过后，男孩终于走进餐厅。
阿穆关切的目光给予男孩很大的信任，他终于开口：“我从没干过这种事，也不愿干！”
“今天是节日，给父亲打个电话祝福一下吧。”阿穆说。
“爸爸，我想回家！”
这个14岁理着小平头的瘦弱男孩让阿穆感到心疼，由于长期关注新疆籍流浪儿童，他知道在孩子背后犯罪团伙的厉害，“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得逞。”
解救行动就此展开，为了避免犯罪集团尾随，阿穆把男孩送到当地经营新疆餐馆的好心师傅家中，暂时躲避几天。同时，为防止犯罪团伙发现男孩走失后在火车站布下埋伏，他选择乘车先去宁波，再辗转送至乌鲁木齐。
2007年10月26日，安阳。
12岁的维吾尔族男孩玉山江看起来像个小乞丐，厚厚的污垢令他的头发笔直地竖立着，脸上是泥，站在火车站附近的电话亭外，他拨通了一个新疆号码，声泪俱下地足足讲了一个小时，却拿不出钱来给电话亭老板。
正在附近的安阳反扒联盟发起人佳泉来到现场，玉山江目光始终在躲闪，不敢正视这些大人。由于语言不通，佳泉拨通了一名维吾尔族志愿者的电话，沟通情况，并联系上了男孩在阿克苏的爸爸。
此时，遍地寻人未果的父亲已经迅速赶到阿克苏当地派出所，在电话里焦急地说，“你们帮忙照顾几天孩子，我和新疆的民警一起来安阳接孩子回家！”
玉山江被拐骗到内地的第一站就在安阳，他从别的地方千方百计逃脱犯罪团伙控制后，依然决定回安阳乘车回家，但身无分文。
“我今天就要回家！”玉山江哭着对父亲说，一刻也不愿再等。
佳泉、安阳派出所民警和电话亭老板一起凑了400元，给孩子买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票和路上的食品，联络好让孩子的父亲等候在乌鲁木齐火车站。
2011年5月11日，网络。
8时，阿穆被一个电话吵醒，对方是来自北京的一名大学生。
“我新疆和田家乡邻居的儿子被拐骗到沈阳，现在已经偷跑出来，怎么办，求助！”
在沟通好基本情况后，9时55分，阿穆打开“救助内地新疆流浪儿童”新浪微博群，发布第一条消息：“微博里有沈阳的网友吗？一个被拐骗的维吾尔族流浪儿童需要你的帮助。没有危险性，孩子已经得到救助，需要你去见他一面。”
在随后的1个多小时内，该微博被转发48条，收到评论21条，大多是在沈阳的热心人士，期望可以帮助孩子。
确定联系人后，被拐骗的流浪儿童于次日17时许抵达北京，北京的大学生此时已在火车站迎接。
救助行动的民间自觉
与新疆各级政府解救的流浪儿童相比，来自民间的救助帮扶数据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自全国解救新疆籍流浪儿童送回家工作全面展开后，截至5月12日，新疆各级救助站已从全国接回流浪儿童52名。
即便如此，哪怕为帮助解救家乡的流浪儿童回家做一点小事，也会让兰茜感到满足。2007年，在上海求学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她开始关注这一特殊群体。
她在一次调查中了解到，原来被冠以“小偷”的流浪儿童大多是被犯罪团伙从新疆拐骗、劫持出来的，被幕后“老板”操控下被迫实施扒窃行为，并非常人所想的自愿偷窃。
为修正大家对新疆籍流浪儿童的看法，兰茜决定利用做学位论文的机会一探究竟。
佳泉成立了救助新疆流浪儿童联盟，并建立了QQ群。他还在全国各地的反扒联盟发帖呼吁关注被拐骗的新疆籍流浪儿童。一次，为了解救被一名大人控制扒窃的流浪儿童，他被对方打得眼睛流血，却始终不改初衷，再见到新疆籍流浪儿童，佳泉又毫不畏惧地冲上去。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实地调研，兰茜勾勒出一个贩卖新疆籍儿童的市场供应链，人贩子们分别扮演着“采购”、“藏匿”、“运输”等“供货”角色，在内地大城市专门控制儿童从事扒窃的“贼头老板”则是主要的买家。
彼时，在全国各地，解救新疆籍流浪儿童早已成为民政、公安部门的分内事。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03年，广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儿童中心已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建立联系，商定将该中心救助和保护的新疆籍儿童直接送往设在乌鲁木齐市的流浪儿童对应安置点。
据了解，为破解语言不通的难题，广州救助站与新疆驻广州办事处建立了长期合作，遇有新疆籍流浪儿童，会请他们来当翻译，了解孩子的基本情况和救助要求，然后送他们回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疆各级救助管理站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上万人次，其中从内地接回3858人次。
作为民间力量，则在配合政府救助流浪儿童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阿穆告诉记者，以像他一样共同关注新疆籍流浪儿童群体的志愿者为例，可以提供两种力所能及的支持，一是内地警方在解救被拐新疆籍流浪儿童时，可以辅助翻译，安抚孩子的情绪等；二是在适当的机会下亲自参与解救，“救助内地新疆流浪儿童”微博群的建立为参与解救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兰茜表示，“在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很愿意参与到全国解救新疆籍流浪儿童的行动中，但他们不知道究竟该通过什么渠道解决、如何操作等信息。如何打通政府救助与民间救助相结合的沟通平台备受民众关注。”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相关文章：
本报记者 王雪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