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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教授依然清晰地记得20多年前参加学术会议的情景：那时的学术会议没有现在的浮躁，大家开会都很认真，都能坚持到会议结束。而今天，开会规模越来越大，但会期越来越短，开幕式人多，茶歇后很多人就不见了。
在别敦荣教授看来，举办学术会议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加强学术会议的管理，提高学术会议的质量和水平，是繁荣我国学术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别敦荣教授就此呼吁，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学术会议最重要的是回归其本来面貌，即学术会议是学者同行交流思想的机会和场所，要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最关键的是要抵制和回避非学术的因素”。
“让学术会议回归本来面貌”
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飞跃在自己的博客里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信息领域SCI期刊少，由于历史的原因使LNCS位列其中，本是件好事，无奈让一些中国人发现了，成了“疯狂开采”SCI、造假敛财的绝佳工具；原本在国外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会，到了中国，投稿数量剧增，会议文集也从薄薄的一小本变成厚厚的几大本；计算领域有人一年就出20多篇SCI文章，都是通过LNCS“挖掘”出来的。
更让他觉得滑稽的是，“当LNCS从SCI中被删除时，其他国家的学者连注意都未注意到，但在中国却被看成一个‘事件’，还有了类似于《LNCS倒了，中国的文章投向何处？》的专门讨论。”
“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召开学术会议的目的出了问题。”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闵应骅对此一针见血，“学会要召开学术会议是为了扩大学会的影响；大学承办学术会议的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大学或自己的研究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交差。”
“学术会议的本义是什么？”记者问。
“学术交流”，闵应骅脱口而出，“就这4个字。”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闵应骅在国外游历多年，回国后也经常出国参加会议。他在国外看到的是，学术会议需要一个学术圈子来支撑，有本领域的几位学术带头人常年参加，他们掌握本领域的研究动向，彼此都熟悉。参加会议的专家教授是为了来了解世界最新进展，并听取别人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意见，每个专家都有收获，都是平等交流，参加会议的研究生则是为了接触名家，学习讨教。
而在国内，闵应骅所看到的更多情况是，“主办者自己不出名，说我请来了名人”。
“学术会议应该成为真正交流学术的地方，而不是搞浮夸的高产田。”在闵应骅看来，学术会议主要不是发表论文的地方，会议出论文集是为了学术交流的方便，“有的学术会议，没有论文集，照样可以开得很成功”。
多年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令闵应骅感到遗憾的是，大多数学术研讨会，都是与会者宣读各自准备好的论文，很难见到进行深入交流甚至交锋的场面，“要知道，思想的火花往往是在辩论中碰撞激荡出来的。”
钱学森在世时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表述，“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如何开会，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海归博士陈先生对刚回国时一次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记忆犹新。
这次会议在一个西部县市举行，开幕式上，市里四大班子的一把手在主席台上一字排开，纷纷致辞。更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市委书记还做起工作报告，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陈博士听得满脑子都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经济发展思路。
归国5年时间，陈博士见惯了“中国式”的学术会议开幕式——恰似一场各级领导和与会人员的见面会，致辞、合影、走人，三部曲一成不变。
相形之下，国外学术会议开幕式无疑简单得多。
陈博士介绍，国外一些会议偶尔也邀请科技部门的领导，但主要是在学术会议正式开始前做特邀的科技政策讲座，“在会场里，没有属于他们的主席台，他们一样坐在台下听报告，只有在演讲时才能登上前方演讲席。”
在科学网转载本版稿件《学术会议泛滥成鸡肋》一文的留言区，有网友说起2010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召开国际“多相流会议（3年一次）”的见闻：大会开幕式首先是大会承办单位简短介绍会议筹备情况，然后大会组织负责人致辞答谢来宾，而后进行大会主旨发言。其间，所有参会者（包括教授、院士）均在下面就坐。
让这位网友感动的是，与国内学术会议变成了大小名人炫耀的场所、被一群后生簇拥截然不同，“在后几天分组发言，大牛教授们遵守发言规矩，都在与年轻学者交流，没有座位就站在后面听讲或提问题，午餐那些名教授也与普通人一样到外面小馆自行排队买饭。”
“如何开会，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闵应骅认为，国外对于会务的安排同样值得借鉴。
闵应骅介绍，按照国际惯例，除了特邀报告人，学术会议一般都是参加者自己承担一切费用，比如报名费、来回路费等；会务接待会给出一些附近酒店的住宿用餐信息供参考，但不管吃饭、住宿、交通，组织者只是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
闵应骅介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国外学术会议费用的盈亏在于主办单位，它会负责筹钱和审批，而承办单位没有了与经济有关的压力和诱惑，“注意力自然而然就会聚焦到提升学术水准上来”。
“到了该下猛药治沉疴的时候了”
今年1月31日，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的一纸通知让多年来呼吁整顿会风的学者们眼前一亮。
这份《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直指学术会议的怪现状：不少国际会议次数多、时间长、规模大；有的过于追求形式，讲究排场，造成大量浪费；有的主题及所涉国家和地区交叉，邀请外国政要重复，内容宽泛，缺乏实际效果。
在这份《通知》中，不仅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精简国际会议，严格控制会议规模，甚至对于一些具体操作做出了细致规范，其间的细节包括，“会议用餐以自助餐为主，可安排一次冷餐宴请，不再另外安排迎送宴请”。
有专家就此解读，在我国开展学术会议交流只有几十年，但会议泛滥已经成了学术虚假繁荣的毒瘤，“而今已经到了该下猛药治沉疴的时候。”
“学术会议泛滥背后是监督的缺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此开出药方：首先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强化审计，比如一些官员参加学术活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限制，特别是对于会议期间的旅游开支公费报销项目；其次，加强对办会单位的项目财务监督，对于会务收支，具体各项的明细，应该透明化，避免经费黑洞。
在熊丙奇看来，对于学术会议进行行政审批监管固然有其积极效应，但这一举措也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还是要强化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机制中的主体地位。譬如在国外，对于成果的认定最权威的就是同行评议，当所有人都知道有些事意义不大自然就会冷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