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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天府大道西侧一栋船型的建筑中，一支400余人的队伍，正在创造一个“西部奇迹”。
随便问这栋建筑中的任何一个人，你都会得到这样一串令人惊叹的数字：世界500强企业中，有50多家已在这里建立基地；世界软件20强中，有11家已在此安营扎寨。去年，这个地方实现产业增加值534亿元，财政收入150多亿元，综合排名位列国家级高新区第四位。
20年间，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从最初2.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扩大到现在的130平方公里。这里容纳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两万多家，并已形成3大主导产业和7大产业集群。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要进入成都高新区。高新区管委会的一名负责人甚至略带焦急地说：“想来这儿的企业太多，我们都安排不过来了。”
这一切，都彰显着这里蓬勃的活力。
企业只要把材料递交到一个窗口，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我们的秘密就是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服务水平提升了，企业自然会被吸引过来。”高新区人说，“而我们的机制是优质服务的保障。可以说，没有机制的创新，就没有成都高新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栋船型建筑的3层，是这支400人的团队与企业发生联系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名叫政务服务中心的大厅左右两侧，分别有一些透明的窗口。
“我们这里实行‘一站式服务’。企业只要把材料递交到一个窗口，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政务服务中心项目报建并联审批通道首席代表卜鹏说。
窗口的人，将负责协调各个职能部门，集中完成企业的各项审批。各局的章就放在窗口，一旦集体审批完毕，窗口工作人员马上就可盖章。这项制度，被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概括为“5个一”：一个部门牵头，一个窗口受理，一套资料审批，一次现场勘查，一次集中会审。
“这里的速度太快了。”成都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英忍不住感叹。
按照他的经验，企业设立、项目报建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涉及规划、城建、卫生、环保等10多个部门。而每个部门的审批时间，通常为一周到半个月。10多个部门跑下来，至少也得一个月。
“在别的地方报建项目，光图纸就得准备十几份。”陈英说，“而成都高新区只要一份图纸就够了。”
2009年，陈英所在的公司，同时在3个省会城市投资，成都是其中的一个。没想到的是，成都的这家公司仅在10个月后便已投产，而在另外一个省会城市投资的企业，至今还未建设完工。
在成都市高新区这块1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随便走进一家企业，总能听到像陈英这样的说法。
“我们的目标就是优化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给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卜鹏说。
他能熟练地背出一组数字：企业设立审批，原来有7个审批环节，现在只要4个，原来需要5～8个工作日才能完成审批，现在只要50分钟；项目报建审批，原先需要68个工作日完成，现在只要17个工作日。
目前，上级仍要求他优化流程，尽量减少审批环节并缩短审批时间。“我都快把大家榨干了。”他笑着说。
其实，早在成都高新区批准成立后没几年，这里就尝试打破传统行政职能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实行“大部制”。那时，企业在高新区进行项目报建，虽然不至于像通常那样跑10多个部门，但也需要在几个部门之间协调辗转。
成都高新区显然并不满足于此。成都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常把“机制创新”挂在嘴边，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把服务好企业、支持企业做大做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我们的责任所在和使命所系。”
继2006年底成立政务服务中心后，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又推出“三段式”企业服务体系，分别是招商段、促建段和企业服务段。招商段的专业队伍负责招商，招商结束后，就交给促建段的专业队伍，由其负责企业的设立报建及项目报建。企业建设完工后，自然就由企业服务段的专业人员接手。
陈英的公司也是“三段式”企业服务体系的受益者。
招商结束后，管委会已经安排好人，负责这家公司的施工建设。在建设过程中，陈英只要一个电话，负责与他接洽的工作人员——负责“促建段”的方开勤，就会帮助协调相关事项。
在10个月的施工过程中，陈英已不记得给方开勤打过多少次电话。他一直想感谢一下对方，但始终没被应允。直到有一次，他俩终于在一起吃了一次饭，最后还是方开勤抢着买了单。
开工生产后，方开勤将接力棒递交到“企业服务段”的工作人员手中。
后来，成都高新区管委会还开通了一个统一的企业服务号码962000。企业遇到任何问题，只要一拨这个号码，自然会有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为其解决。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提供的优质服务，吸引了众多国际国内知名企业进驻到此地发展。英特尔来了，康宁公司来了，马士基来了，富士康也来了。
马士基集团的一名负责人曾表示，集团之所以坚定地选择成都高新区作为西部投资首选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优质的服务。
当官就是要为企业和社会服务
“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这句话，常常被这栋船型建筑中的400余人挂在嘴边。这是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第一任主任张学果极力追求的理念。
早在成都高新区成立之初的1992年，就推出了“一站式”企业服务体系。实施的第一个月，就引进并审批32个投资项目。
现年69岁的张学果，在1988年筹建高新区之前，是成都市体改办主任，也曾到国家体改委挂职过一段时间。在高新区的筹建过程中，他坐着一辆老掉牙的“上海”牌轿车东奔西走跑项目的事，一直是这里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当时，成都高新区的规划面积为2.5平方公里，但张学果的团队只有3个人。曾有领导对张学果开玩笑地说：“整完这2.5平方公里地，你也就快退休了。”
没想到，多年之后，成都高新区已经扩张到130平方公里。“没有新的机制，就不会有现在的成绩。”这名老主任说。
当体改委主任之时，张学果就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颇有一些看法。他在出国考察期间，仔细观察了国外的一些做法。他发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官员是围绕企业转的，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而国内的情况恰恰相反，企业必须时刻围绕官员转：要办一个企业，没有“百八十个章”，根本就办不下来。
“办个企业这么难，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高新区不能这么做，否则没有企业愿意来。”张学果觉得必须要改变。
当时，张学果是个“有实权”的人。一些省市领导对成都高新区给予很高的期望，想让张学果“折腾”出点成绩。曾有市级领导对他说：“我的权力有多大，你的权力就有多大。”还有省级领导公开表态，凡是张学果来办事，有关部门一定要“开绿灯”。
但即便是这么一个“实权派”人物，在掌舵高新区时，也不免受旧体制的羁绊。
成都高新区第一座孵化大楼盖起来后，因为缺11根电线杆，导致大楼迟迟不能通电。为此，张学果去找有关部门协调，被告知将尽快解决。但两个月过去了，孵化大楼还是通不上电。
在一次会议上，他把此事说了出来。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辩解说不是自己的责任。张学果一气之下给市委、市政府领导写了封信，反映此事。
最终，通过有关领导的协调，孵化大楼终于通了电，但此事对他触动颇深：“政府自己想办事都这么难，何况企业？机制不改革，高新区就走不了多远。”
为此，他经常找一些专家和领导，讨论如何创新一种机制，让高新区充满活力。
1996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的决定》中，及时调整了高新区的管理体制。根据“小机构、大服务、高效率”的原则，高新区管委会内设一个办公室和10个局。同时，高新区还成立一级财政并设金库。
此后，高新区法院、检察院、工商分局、国税分局、地税分局等机构相继成立。
这种管理体制的设置一举打破了传统行政架构中“条块分割”的局面，每个局都是一个综合部门。在张学果看来，这种架构不仅减少了人员，而且提高了效率。在他2003年退居二线之时，高新区的面积已经扩展到80多平方公里。
《决定》出台后不久，中编办特地召集有关部门和专家，就成都市高新区的管理架构进行讨论。张学果参加了此次研讨。他回忆说：“中编办非常认可我们的做法。”
不止一次，有人对他开玩笑：“你在高新区，整天围着企业转，当的是什么官呀？”这位老主任正色回答：“当官就是要为企业和社会服务。”
2006年，成都高新区再一次进行机制创新，设置14个直属部门，全部的正编人员不过400余人。成都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明确表示：高新区要“弃机关化、弃衙门化”。
高新区管委会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把这种创新归纳为“基于细节，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没有自身的一流，就不可能凝聚一流的产业。而这种一流没有蓝本可依，没有先例可循，靠的就是创新。”他笃定地说。
中介组织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
仔细观察这栋船型建筑中的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你还会发现，诸如测绘、自来水、燃气、电力等在内的相关服务机构，也在这个大厅内设有窗口。
这是高新区管委会于2006年开设的“中介服务通道”。管委会陆续引进一些中介服务机构，配合大厅各部门开展工作。
“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让服务对象不需走出大厅，就能完成所需要办理的各项业务。”政务服务中心一名副处长说。
像这样处处为企业着想的服务理念，在成都高新区比比皆是。这也是“三段式”企业服务体系的最后一个流程——企业服务段。企业落户了，建设完工了，剩下就是要帮助企业发展：不仅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管委会不会直接介入企业管理，也不能去干预企业发展。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培育一个良好的环境，吸引更多的中介组织进入，满足企业发展需要。”高新区管委会经贸发展局副局长姜平说，“政府只是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
他介绍说，企业在孵化、成长和壮大等时期，都需要一些专业中介组织配合，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介组织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他说。
为能给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管委会不惜花大力气，将一些专业的中介组织请到高新区。
早在前几年，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就积极邀请一些专业的中介组织，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券商、风投机构等，到高新区考察，为企业做咨询、规划，并鼓励这些组织发现和培育自己的客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是新中国建立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去年，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在四川成立了分所。其所长陈勇称，自他来到成都后，高新区管委会的一些部门，就经常请他去参观一些企业，帮企业做咨询。据他透露，像立信这样的专业机构，有不少“看好”成都高新区。
券商也是高新区积极引进的专业组织之一。据了解，管委会已经与申银万国证券等多家券商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就高新区内的科技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重组、兼并以及在“新三板”挂牌及转板发行上市等方面，进行密切合作。
一家正准备上市的科技企业负责人说，他的企业能发展到今天，完全依托于成都高新区“成熟的环境”。“管委会搭建了一个平台，邀请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到这个平台上来，企业根据自己的发展状况，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资源。”这位负责人说。
融资难一直是中小企业头痛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成都高新区也不含糊，成立了专门的“金融办”，极力“拉拢”风投资本进入。去年年底，西部最大企业融资路演平台云资本正式落户成都高新区。这一平台承载对接资金规模非常大，其中仅风险投资私募类就可达数千亿元。
据悉，成都高新区近年来已累计帮助1300多家（次）中小企业获得担保贷款50多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1.4亿元；已设立11只政府引导基金，募集资金40.6亿元，近两年帮助区内科技企业获得风险投资15亿元以上。
此外，成都高新区大力打造以“盈创动力”为核心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与100余家投融资机构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产业大规模向西部转移，成都高新区又有这么好的产业生态环境，资本能不过来吗？”汤继强颇为自信地说。
管委会还成立了“物流办”，物色有品质的物流公司进入高新区，为企业解决产品的流通问题。在高新区人看来，金融办和物流办可谓这里的“两个宝贝”，一个解决了企业的资金投入难题，一个解决了产品流通难题。
社会组织承接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方向
船型建筑中的400余人，除了为企业打造“管家式”服务，同时还得为辖区内的50万居民提供服务。
就像有企业对400余人是否能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一样，也有人对管委会是否有能力为50万居民提供优质服务存疑。
在管委会的机构中，负责民生的是社会事业服务局。该局局长吕毅说，这个机构不像传统机构一样，与上级政府搞“蜂窝煤式的对接”。目前这个局只有38名正编工作人员，要对接上级政府14个机构。
刚开始，每次开会的时候，上级部门点名要社会事业局相关的领导来。可是这里派不出去，久而久之，上级领导们倒也习惯了。目前，社会事业局的公章，也能在上级政府部门中畅行。而在刚开始的时候，局里备了10多个机构的公章。
对上可以这么“应付”，但对下就没那么容易了。38个人，要面对50万人。为此，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在治理模式上进行了探索。
高新区成立后，随着地盘和人口的一再增加，问题一下子涌现出来。这里以前几乎全部是农村，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能够为居民提供的社会服务有限。对此，管委会便与一些有影响力的机构合作，将它们引入高新区，增强管委会的服务能力。
“比如说体检吧。我们建立自己的保健医院显然不可能。即使建，投入的成本大，周期也长。”吕毅说。在这种情况下，管委会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把有资质的保健机构引进来，管委会为其提供场所，供其展开业务。
采用这种合作的形式，管委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开发区有50万人口，至少不怕生意做不下去。”吕毅说，“政府的投资也小了。不需要建卫生局、保健医院等等。”
还有一部分权限，管委会下放到街道办事处。管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签订《成都高新区行政审批委托书》，将涉及个人的118小项审批服务项目，全部下放到街道办事处。主要的权限为卫生许可证、社会保障登记、居住证、再就业优惠证、失业证等项目的审批。
就像管委会大楼设置一个政务服务中心一样，管委会下辖的街道办事处也各设置一个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另还在一些大的社区设立社区便民中心。
即使权限下放到街道办事处一级，也存在很多难题。面对如此众多的社会事务，街道办事处的人手也不够。
高新区芳草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有11万人口，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仅100多人。“这么点人，治理这么大一个社区，的确有难度。”芳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彭涌说。
为解决这个难题，彭涌开始有意识地培育一些社会中介组织。小兰服务社就是其中一个“样本”。
在芳草街街道，小兰服务社可谓家喻户晓。2007年，一批没有工作的中年妇女，自愿照顾社区内的孤寡老人，为他们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从一开始，彭涌就注意到这个群体。他找到发起人，和对方协商，能否由政府出资，将那一社区的助老扶老任务承担起来。对方同意了，约定的价格是每照顾一个老人，每月给每个志愿者200元钱。
2009年，小兰服务社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组织。组织成立后，仍延续以前的标准，由政府出钱购买其服务。截至目前，小兰服务社承担了25户孤寡、残疾老人的养老服务，芳草街街道办每年约出资10万元。
“要是购买市场化的服务，那就贵得多了。”彭涌说。
在芳草街街道辖区内，还有数十个类似的民间团体，从事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彭涌的计划是，等小兰服务社的模式更加成熟后，政府也会购买其他的服务，比如环境清洁等。
“政府让渡出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接，这符合现代公民社会治理发展的方向。”他说。
“以创新立命的成都高新区，正是用不断完善的体制机制，拉近了成都与世界的距离。”成都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在一次座谈会上说。
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者纷至沓来，每天都有新项目排队落户。管委会的船型建筑静静地矗立在高新区内，它的外面，130平方公里沃土上，众多的企业和一个健康的城市区域正在扬帆起航。
本报记者 郭建光 王鑫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