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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小慧是位于贵州大方县的汇灵职业学校的学生，她的专业是酒店管理，但在去年，和班上的其他30多名同学一起，由老师带队进入江苏常州的一家电子厂，从事拧螺丝之类的机械操作，干了4个月后每个人领到了2000元工钱。
今年上半年，小慧以为能够回学校上课了，但没料到又被拉来进了重庆的富士康工厂，说是要实习半年，完成之后回到学校参加考试就算是毕业了。贵州的老师把他们带到重庆，告诉他们总校（校方声称汇灵职业学校的总部在重庆）会有人来照应他们，但在他们交了200元路费到达重庆之后，还没等到分宿舍，贵州的老师就走了，而传说中的重庆总校的老师却始终没有出现。
在工厂里，小慧他们与社会上招聘来的打工者吃住在一起，他们的工作强度、加班时间与社会招聘来的工人无异。惟一的区别是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按照学校要求拿出一笔钱给学校，名曰“实习管理费”。
“小慧是典型的‘学生工’，像她那样的‘学生工’现象非常严重。”日前，北大清华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组在北京发布了“富士康内迁调查报告”。据调查组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介绍，在深圳、重庆、成都和郑州等地，一些中职学校学生以实习名义被放逐到流水线上成为“学生工”的比例很高，调查报告提供的数字表明，在深圳富士康“学生工”的比例高达30%。
“学生工”工作环境没有保证
这里是一片尚未完工的工地，厂区内到处堆放着沙堆和泥土，道路也凹凸不平。在工厂入口处，简陋地临时垫上几块木板，在高低不平的小沙丘上辟出行人通道。
数以万计的工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工厂工作的，有的厂房还没有完全竣工，到处堆放着诸如钢筋、水泥之类的建筑材料。建筑施工产生的灰尘使天空看起来都是灰蒙蒙的，“不久前下了一场小雨，我摔了一跤，还好没有摔伤。”一名“学生工”这样说。
“学生工”们穿着和其他工人一样的制服，走在杂乱的工厂里，赶着点去吃一样的饭菜。几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老师也没有领队，更没有人提醒他们在工作中注意自身安全，进行必要的安全防护，“学生工”们有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
“尘土飞扬，铝屑飞扬，天晴一片灰蒙蒙，下雨泥泞遍地。”“学生工”小丽对生产环境这样描述道。她说，由于电子产品的外壳是铝制的，在打磨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铝屑灰尘。在车间内，铝屑常常漫天飞舞，随手便可触摸到银灰色的铝屑。厂方虽然也发放了口罩等劳保用品，但工人们表示口罩并不能很好地起到阻隔灰尘的作用。工友小冠说：“戴着口罩很不舒服，就算戴了，也经常吸入粉尘。”由于经常戴着口罩会感觉很闷热，不舒服，因此有的工人就自作主张取下口罩，将自己暴露在高浓度铝屑的环境中。
由于不适应工作环境，小春一来到车间，双脚、双手、脸上，出现了皮肤过敏的状况，又红又痒，很难受。尽管如此，小春也没有时间去看医生，“就在宿舍楼下的超市买了一瓶白酒，倒入纸杯，用两根牙签夹着棉花蘸上白酒，涂抹双脚。到了下班的时候，脚又会痒起来。”
“我们这些学生工和工厂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真正学到什么技术，也没有人理睬，生病了都不知道找谁诉说。”小春说。
北京义联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黄乐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工作环境无疑会危害到工人的健康，学生工在实习之前学校就应该仔细了解学生的工作环境，对于学生在工作期间有可能受到的职业病危害进行告知，并普及相关的知识，在学生实习的过程中，教师也不应该缺位。”
“学生工”工资待遇偏低
今年4月前，“学生工”小丽试用期的基本工资只有950元，另外有50元住房补贴、240元的餐补，加起来的基本收入为1240元。小丽算了一笔账，实际上240元的餐补根本不够吃。餐补的计算标准是：标准早餐1.5元，午餐4.5元，晚餐5元，每周5天，每个月22天，仅此合计每个月就要242元；而实际餐费还不止于此。
调查报告中称，很多工友反映，工厂食堂所供应的标准餐非常难吃，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很多工友都会选择自助餐，就是在标准餐之外额外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菜，这样每顿饭基本上要多花一到两块钱左右，每个月下来仅此一项就要多开支几十元。此外，周末的时候也要自己吃饭，因此餐补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不够的。
实际上，“学生工”不仅工资偏低，而且试用期还过长。很多实习生要实习满一年之后，才可以转为正式员工，之后还要经历3个月的考核，而这段时间的工资他们会低于正式员工。然而，其中很多刚入学就来实习的学生工，不少还是16岁左右的未成年人。
正如标语中所说的，工人们的“出身无法选择”，但进入了企业并不意味着工人们就有了新的选择，就可以在企业为他们提供的“大舞台”上翱翔。
参与该项目调查的梁淑美很同情“学生工”的遭遇，她说，“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并不足以提高工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节节攀升的物价和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让工资不断缩水。每天在漫长、沉重、乏味的工作之后，青年工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
严苛的生产管理让学生不堪重负
“学生工”们和普通工人的工作没有任何区别，每天至少要有10个小时的时间处于紧张的站立工作状态。小蕾说她进入厂区之后印象深刻的就是“站立”。实际上，工人每天的站立时间还不止10个小时。如果是上白班，工人们每天7点钟之前就要起床，然后挤上巴士，到厂区后打卡还要集合，领导训话。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工作期间只有吃饭时能坐下休息，直到晚上8点半下班再一次匆匆挤上巴士，回到宿舍之后一般都在晚上9点以后了。
长时间的工作让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的“学生工”们疲惫不堪。女生小玉说：“在工作时，我要高度集中精神，眼睛就特别困，总是红红的，大家都以为我哭了。有空的时候，我哪里都不想去，只想睡觉。在我的那条线上，一些新进来的员工因为受不了长时间地站立工作，常常会哭起来。我还亲眼见到新员工干着干着就晕倒了。”
而让很多学生不能接受的是厂里“训话”的管理方式。小玉说，他们每天上班前要经过面无表情的保安的严格检查。这些保安往往在企业内部拥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经常趾高气扬，言语粗暴。她感觉，似乎工人们的工作永远都不能让管理层满意，他们总是被训斥要求集中精力、提高速度。一名线长就曾经这样警告他们：“以后你们如果不认真干活儿的话，把我惹毛了，你们每天都要挨骂。”
作为“学生工”，小蕾等对工作感觉疲惫不堪，“感觉从梦中醒来就要干活儿，干完活儿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倒头就睡，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
正是这种严苛的管理让很多“学生工”在工厂上了十几天班之后觉得无聊、辛苦，就跑掉了。对于这些跑掉的学生，学校会以不发毕业证来要挟。梁淑美说：“为了防止学生半路逃走，有的工厂还和一些中职学校签署了协议，要求学校保证学生的流失率不能高于多少，否则就不给学校缴纳‘用工费’。”
是职业学校，还是中介机构
记者从公开信息了解到，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富士康集团已经与国内多家职业院校签署了实习约定。2009年，重庆市119家职业学校与富士康集团共同签订了实习员工管理协议书。协议规定学生实习有“2+1”或“1+1+1”两种方案，“2+1”即前两年在校园学习，第三年实习就业；而“1+1+1”即指第一年在校学习，第二年在工厂顶岗实习6～9个月，第三年实习就业。
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厅则下文要求省内各地的职业学校，动员并组织二三年级的学生到富士康进行顶岗实习，以“保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西省教育厅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也组织省内各职业院校学生前往富士康实习。
急着把这些对职业教育曾经充满憧憬和渴盼的孩子推向企业变成“学生工”，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大规模地退学，家长对掏钱把孩子送去读职高产生恐惧感。
这些以实习的名义进入企业的“学生工”，虽然其身份依然是学生，但同时却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工人。名为实习，但对于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却在实质上意味着他们学生时代的结束，而成为属于企业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
记者了解到，有些“学生工”跑回学校要求换其他的实习岗位，学校一般会承诺安排，但安排的最后结果有可能是跟着下一届的学生一起再赴企业。
这些在企业实习的“学生工”可以选择在实习结束后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但许多人并不会作此选择，来企业实习对于很多“学生工”来说就意味着已经和学校脱离了关系，成为“企业的人”了。
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学生工”现象已经有两年的潘毅教授说：“现在实际上这些职业学校已经成为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劳动力的中介公司。”
“使用学生工的行为，是一种对教育资源的绑架。他们一方面收取学费并获得国家的财政拨款；另一方面他们却未能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潘毅说，“打着‘工学结合’旗号的实习，既做不到专业对口，也谈不上促进学业，更没有因为他们‘学生工’的身份而为其提供合法的劳动保护和保障，这种学习经历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