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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将尽，晨光点亮了布达拉宫下鳞次栉比的藏式民居。
古往今来，“世界屋脊”已不知多少次这样迎来黎明。而在青藏高原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年份也以“黎明”著称——1951年。
那一年，和平解放从根本上动摇了禁锢西藏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开启新时代大门的强烈震撼，以各种方式深深刻入了百万农奴和僧侣、贵族的记忆中。
这些记忆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在60年后，曾绝望挣扎的西藏民众，仍能细数当时的种种往事。
记者寻访了多位亲历者，请他们还原60年前那些关键时刻……
和平
1951年的春天，拉萨贵族们开始人心惶惶，因为藏军主力在昌都战役中被解放军打败了。而贵族龙夏的家奴赤列顿珠却暗自高兴，他预感到，一种不用挨打受饿的生活就要来临了。
在功德林寺，小僧人土登则心存畏惧，他听说解放军“吃人”。
此时，在遥远的北京，一场改变西藏命运的历史性谈判正在进行。
中央决心用和平方式解放西藏。几经敦促，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终于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和谈代表团赶赴北京。
当年为西藏代表团做翻译的藏族老人彭哲说：“当然有争论，焦点是解放军是否进藏的问题。”
把持西藏政权的一些贵族上层人物反对驻军，意图很明显：不想接受中央领导。可是拿到桌面上的理由却是西藏土地贫瘠，粮食不够吃。
始于1951年4月29日的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彭哲回忆：“这时中央没有强迫，而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参观，同时耐心劝说。最后中央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负责。这下西藏代表没话说了。”
事隔多年，海外达赖集团企图歪曲史实，声称当时是“胁迫下”的谈判。对此，彭哲反驳：“假如是胁迫，还能允许那样激烈的争论吗？”
1951年5月23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中央和西藏地方双方代表终于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进军
当年5月下旬，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解放军部队开始进藏。那是一次载入世界军事史的悲壮行军。
“在一座大山上，战士张国凡病得走不动了，躺在担架上。全队同志身体都很弱，抬不了多远就要换人。”从四川进藏的十八军老战士徐永亮回忆，“上山时，女战士邓群阶见大家很吃力，就主动帮忙抬担架。刚到山顶，邓群阶却不行了，脸色铁青，嘴唇乌黑，呼吸微弱。”
人们又赶紧抢救邓群阶。几个男人把她抬到担架上，勉强走了几米就全都倒下了。他们拖着担架往下滑，才滑了几十米，高原肺水肿发作的邓群阶就停止了呼吸。
“她刚20岁。我们围着担架放声痛哭。”徐永亮说。
在高原恶劣环境的折磨下，总共136人的新疆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先后63人牺牲，其中包括总指挥兼党代表李狄三。
从青海出发的十八军独立支队渡过通天河时身陷险境。上百匹马、十几名战士消失在滔滔河水之中……
那是一群心怀壮丽梦想的人，肩负祖国统一和解放百万农奴的重任，虚弱而坚韧地迈过千里征程。60年后，雪山大河之间，当年的金戈铁马之声仿佛依然轰然回响。
入城
1951年9月9日清晨，拉萨民众万人空巷，去观看解放军先遣支队入城。
赤列顿珠踮起脚尖，伸长脖子，远远看见队伍分4列开过来了，后面跟着卡车、大炮。土登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红汉人”。这个小僧人放下心来：他们不像会“吃人”的样子，反倒挺和善。
10月26日，十八军主力部队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入城式总指挥、西藏军区原司令员郄晋武回忆，现场并非一片和谐，“一些不甘心失败的贵族上层人物暗中组织了一些分裂分子，混在群众中间去捣乱。”
冷不丁，楼上有几块石头丢进了解放军行进行列，还有人吐口水。分列两旁的藏军有的故意把下垂的刺刀往前伸，去刺解放军战士的脚。
入城官兵强忍着极少数人的挑衅和污辱，一个个咬紧牙关，依旧昂首挺胸，大步迈入了会场。
较量
事实上，中央与西藏噶厦政府分裂势力的较量从未停止。西藏上层反动贵族害怕失去特权和地位，企图拖延执行“十七条协议”，想把解放军“饿”走。
入城后，部队多次找噶厦，请求按照协议出售一些粮食，但噶厦一推再推。十八军先遣支队副参谋长、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顾草萍说：“最嚣张的是噶厦两个代理‘摄政’之一鲁康娃，一见十八军领导就冷嘲热讽。”
有一次，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登门访问，又高又胖、满脸白胡子的鲁康娃张口就说：“打败仗虽然难受，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吧？”
缺粮，解放军却明令禁止上街向老百姓买粮，严守“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则。同时，部队自己开荒种田。
“我们经常饿得嘴里直流清水，眼睛直冒金星。”老战士于德华回忆，“有一回，我在街上看见有卖大饼的，闻着香味实在馋得不行，就买了几个。回到部队，就被政委没收了，又退给卖饼的小贩。我因此受了处分。”
为争取最广泛的支持，当时中央对西藏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今年92岁的顾草萍认为：“历史地看，这种方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交融
自从踏上进藏之路，解放军官兵就以人民军队特有的热诚和纪律，逐渐消融着当地群众心中的疑虑。
新疆进藏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讲了一个故事：在西藏阿里，战士杨天仁掉队了，又冻又饿，昏倒在雪地上，被一位牧民救进了帐篷。
当时部队规定，不得借住藏胞的帐篷。杨天仁挣扎着爬起来，坚持到露天的羊圈去住。牧民不懂，一个如此虚弱的人，怎么会拒绝自己温暖的帐篷？
4天后，杨天仁体力恢复，准备归队，临行前拿出两块银元。牧民不肯收，杨天仁趁他不注意，把银元扣在一个木碗下，走了。
那位牧民不知道，这两块银元不仅是杨天仁唯一的财富，还是他母亲的卖身钱。杨天仁7岁时父亲去世，母子俩熬了半年，实在活不下去，母亲就同意了一个男人的条件，以两块银元的价格把自己卖给他当老婆。
怀揣着母亲的银元，杨天仁从此开始讨饭流浪，好几次差点饿死，都没舍得花掉这两块银元。他把母亲对儿子最后一缕爱保存了18年，却因遵守进藏纪律送给了牧民。
黎明
从5月到10月，“十七条协议”已经签订了将近半年，噶厦却对怎么执行协议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阿沛·阿旺晋美是最爱国的，他也在催促噶厦尽快作出决定，可是答复一直是‘还要研究’。”彭哲说。
终于，在西藏僧俗官员300多人参加的“全藏大会”之后，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负责把电文译成汉语的彭哲记得：“电文是用藏文严格按照以往向上行文的惯例，写在一张好的藏纸上，抬头处留得很宽，并绘有藏式图案。”
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达赖。“复电也是由我译成藏文送交西藏地方政府的。”彭哲至今自豪不已。
赤列顿珠偷看了龙夏开会带回来的一个小册子，里面的内容正是“十七条协议”。他兴奋得恨不得对全世界大喊：“我们也马上要解放啦！”
8年后，西藏开始民主改革，赤列顿珠成为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职工，平生第一次领到工资。
1951年，土登走出寺庙，在舞台上尽情演唱自己钟爱的藏戏。55年后，他成为西藏第一位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得主。
岁月荏苒，人生易老。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土登，这样谈起大半个世纪前的“黎明”时光：“我是一个向往自由和快乐的人，而西藏和平解放打开了我心灵的大门。”
新华社拉萨5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