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不久的将来,昆明市一名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当地重大项目的环评,还可以担任“河长”,参与滇池的保护和治理。这种可能,来自正在征求意见的《昆明市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5月19日,昆明市环保局举行听证会,探讨老百姓如何参与环境保护,特别是该建立怎样的机制和渠道,保证公民的参与、表达和监督。来自人大、政协、政府部门、学校、社区、企业、社团组织等单位的20多位代表在听证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聘请市民当“河长”
有调查显示,2010年,昆明市公众对城市环保的满意率达89.63%,全市中小学环境教育普及率达到90%。“尽管如此,与其他城市相比,昆明老百姓的环保意识还显淡漠,引导公众参与环保的工作显得十分迫切”,昆明市环保局的一位负责人说。
据介绍,拟出台的《办法》强调,要充分调动环保社团、街道办、社区、专家、学者、老干部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特别是“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聘请环保专家、学者以及离退休老同志,对环境治理进行督导和咨询”;“聘请热心环保的市民担任环保义务监督员,监督企业的排污治污行为”;“聘请市民担任市民‘河长’,参与滇池治理及保护”。
根据《办法》的相关规定,昆明市民既可以参与滇池及其河道的水污染防治、生态恢复,也可以参与滇池治理的科学研究,以及治理科技成果的推广运用。
《办法》还规定,公众可以获取的环境信息,包括滇池的水污染防治规划,排污费征收和使用的情况,违法企业的名单及处罚情况,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件的企业名单等。
提及出台《办法》的初衷,昆明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说,保护环境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公众的责任。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体现了一个地区公民环境意识的水平,也体现国家重视和保护公民权利的程度。积极推动公众参与,可以使环境保护观念转化为社会行为,使公众自觉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应重视环保组织作用
听证会上,与会人员认为,“《办法》是昆明市环境保护的一个重大突破”,同时也对其中不完善的地方提出了建议。
比如,有与会人员提出,针对现实中,政府对环境问题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应增加规定:“允许环保组织依法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各级政府部门,在涉及公众利益的环境决策过程中,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公众参与。”
正在昆明出差的北京中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军,尽管没有参加听证会,但他通过与会人员也向昆明市环保局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他认为,确保公众参与最好的方式,就是重视和支持环保组织。
他认为,《办法》虽然强调了环保社团的作用,但表述不够准确。应该将“环保社团组织”改为“开展公益性环保活动的民间组织”,其中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等。
夏军还建议,为使公众参与落到实处,政府应当建立公众参与落实情况定期评估制度。评估情况要由市环保局主动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昆明市环保局设立信息公开咨询委员会,聘请有素养、有威望的人士和专家为委员,对信息公开相关事宜提供审查意见和咨询意见。
长期对滇池流域水环境进行研究的云南大学科学院副院长段昌群教授赞同夏军的建议。他说:“公众参与是手段和方式,但环境问题毕竟是专业问题,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公众不一定能够参与进来,还需要政府引导。”
老百姓既是滇池污染的受害者,也是制造者
段昌群指出,多年来,滇池治理一直是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力度不够。由于长期以来环境治理的重点都是放在工程治理上,没有把公众参与、社会动员也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因此,公众不知道政府治理滇池的思路,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在滇池治理中做些什么。人们抱怨,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的钱,滇池污染还是那么严重,而政府花很大代价搞起来的一些工程措施,也因公众的不理解,而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
段昌群说,近年来,城市治污和工业治污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来自农村农业生产和居民日常生活的面源污染却一直得不到控制。这表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已经越来越重要。“昆明市民人人都是滇池污染的受害者,而几乎人人也都是滇池污染的制造者。”他说。
段昌群等专家曾经指导过云南师范大学附中高一学生段扬扬和她的同学,对昆明城市人群生态足迹和昆明市民饮食消费对滇池污染的情况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触目惊心。
《昆明城市人群生态足迹研究》显示,教育程度、专业技术职称、单位任职、收入等越高的人群,总生态足迹越高。这部分人的年龄在20岁到55岁之间,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较高——住大房子、开高档车、购买高档用品,这些高消费抬高了城市人群的平均生态足迹。调查报告称,昆明城市人群的生态足迹高于北京、沈阳等国内许多城市和地区,这种消费超过了昆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承载能力。
而在《饮食消费及其相关的农业生产对滇池的环境影响与对策研究》中,段扬扬、马昕辰、吴双3名中学生则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面对丰盛的大餐大快朵颐时,有没有想过,我们吃下的口口美食,却在无形中给滇池环境带来污染,我们怎么吃才能有利于滇池保护?”
调查显示,昆明市民饮食消费有两个特点,一是偏重动物性食品,人均肉食品的消耗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个是植物性食品中偏重大米、蔬菜。这种饮食消费结构,导致了滇池流域受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加剧了滇池污染。
据调查,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养殖1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特别是禽畜养殖业从分散的农户养殖转向集约化、工厂化养殖后,禽畜带来的粪便污染大幅度增加。
“生活污染加剧了滇池污染。”3名中学生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写到。
“如何使污染的制造者、受害者,成为滇池污染的治理者、保护者,是治理滇池污染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的关键。”段昌群说。
在段昌群担任课题组组长的一项“滇池流域社区生活质量、人体健康与环境保护”的调查中显示,91.88%的市民认为滇池污染人人都有责任,绝大多数市民认为自己对滇池污染影响最大的不良行为是:用有磷洗衣粉、乱扔垃圾、浪费水等。95.1%的市民愿为治理滇池承担相关经济损失,每月愿为治理滇池污染承担的最大经济费用为60元。课题组成员用经济尺度测算这种意愿,滇池治理每年可望获得6.4亿元的民间攴持额度。
“政府应该充分重视来自民间的治理愿望。”段昌群说,环境治理要改变那种自上而下地要求群众保护环境的思维方式,在一个行政命令出台前,应考虑到公众如何有效参与,用什么样的渠道参与。环保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利益问题,推动公众参与,必须要有相关机制来制衡。要解决一些部门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有利相争、无利推诿的问题。
本报昆明5月23日电
本报记者 张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