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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暑假，各类辅导班报名又进入一年“最火”的阶段。看着厚厚的一沓钢琴乐谱，7岁的上海小女孩拉拉不禁叹了口气，“暑假不知道妈妈又要让我上什么课。”她渴望一个“可以天天玩游戏”的假期。
与拉拉不同的是，12岁的安徽小姑娘媛媛却不得不在暑假“回老家玩”，从小到大，她从没参加过任何类型的辅导班，她多么希望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学舞蹈、学钢琴、补习英语。
近日，团上海市奉贤区委对辖区内5个镇8所农民工子女学校1634名学生进行的《农民工同住子女生存与发展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农民工子女（80.1%）没有参加过任何辅导班（如书法、画画、音乐、舞蹈等），近七成孩子（67.1%）渴望参加辅导班。
54.8%农民工同住子女认为英语最难学
年幼的拉拉并不知道，她不想参加的钢琴班每堂课要花150元，按照每周一堂课的频率，她家里每年在钢琴课上的开销要7200元，这还不算寒暑假期间的“特别开销”。
对于月薪只有1000多元的家长王叶敏来说，花这么多钱给孩子上补习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她算了一笔账，孩子在农民工子女学校读书，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每学期只要交100多元保险费，但是一家人在郊区租房每月房租要花400元。
上海现在的英语补习班按时间算，大学生补习班每小时15～20元；老师办的“家庭式”补习班每小时50元；培训机构针对10～15岁少儿的英语班、德语班、法语班，3个月收费在1280元到3240元不等。
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家长们很少主动向老师打听补习班的事儿，一来他们没钱报名，二来很少有机构把培训班办在郊区。
调查中，团奉贤区委将农民工同住子女与本地学生做比较时发现，孩子们在喜爱的课程、喜爱的任课老师、有自信取得好成绩的课程之间，都不存在差异，但在令他们觉得困难的课程上差异显著——对本地学生来说，数学最难学；而对农民工同住子女而言，英语则是他们最深的痛：54.8%的农民工同住子女认为英语最难学。
尽管知道女儿的英语成绩不怎么样，也知道农民工子女学校老师的英语教学水平一般，家长罗兰（化名）还是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怎么办呢？其他家长也没给孩子报名补习班。”
不仅是奉贤区，团上海市闵行区委也在一次“民二代”社会融入的专项课题研究中发现，477名受访学生对于社区服务的需求最高的就是“家教”和“补习功课”。
农民工同住子女的职业理想已与城市学生无异
调查中另一项数据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农民工子女迫切地想参加课外辅导班。他们有强烈的升学愿望：超过八成（81.2%）的孩子表示，父母和本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继续读高中、读大学。
调查显示，农民工同住子女未来理想的职业领域主要涉及教育（33.4%）、卫生和社会保障的社会福利业（28.6%）、文化和体育（13.7%）、法律和公证（9.6%）等，这与他们父辈大多从事工业（54.6%）、建筑业（27.4%）等工作大相径庭。
不难发现，农民工同住子女的职业理想已基本与城市学生无异。他们普遍希望自己将来从事一些受人尊重、带有社会服务功能的职业，教师、医生、警察（军人）是提及频次最高的三个选项。
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2周岁的农民工子女已经认识到——自己留在城市、实现上述职业理想的主要途径就是升学。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的一个特殊情况是：政府主导开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市、区两级财政给补贴、给经费，农民工同住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本次调查中，所有受访者都在学费和书本费等杂费项目中填写了“0元”。但在当前政策下，农民工子女仍无法在流入地参加中考和高考。
调查还发现，农民工子女及其家长对学习成绩要求很高，90.5%的家长十分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然而，农民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80.4%的父亲和88.7%的母亲的学历是初中文化水平及以下。
在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导主任刑晓翠看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是个严峻的问题。“家长晚上八九点甚至夜里一两点才回家。哪有时间管孩子？”孩子回家不写作业、上课不好好听是家常便饭，每次开家长会人都到不齐，家长也从不给老师打电话。最离谱儿的是，都已经5月了，还有孩子穿着冬天的棉服来上学，原因是家长太忙，以至于忘了换季。
刑晓翠知道家长们在上海打工不容易，也知道很多孩子放学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弟妹，但她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老师什么都得管，连衣服破了也要叮嘱好几次家里才给补上，太难了。”
81.7%的农民工同住子女愿意和本地同龄人交朋友
值得高兴的是，大多数农民工子女都树立了较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被问到“拥有以下哪些东西会让你觉得生活‘幸福’”时，健康（67.2%）、亲情（55.6%）、友谊（48.7%）和好的学习成绩（30.1%），远高于金钱（10.8%）、财富（9.6%）、名誉（8.9%）、地位（6.2%）等选项。
调查还发现：43.9%的农民工子女在学校有上海本地同龄人朋友，81.7%的农民工子女愿意和本地同龄人交朋友。
“孩子在学校能否过得开心”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安徽籍叉车工李成始终不能对“是否把孩子接来打工地读书”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现在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太好，孩子上公办学校又怕被城里孩子瞧不起。”
实际上，“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在农民工同住子女与本地学生的长期接触中正逐渐被消解。
上海女孩拉拉的班里就有外地小朋友，但她并不知情。老师从来没有刻意将外地孩子与本地孩子作出区分，平时同学之间的沟通也都用普通话。
拉拉的母亲也认为来沪农民工子女已经是新上海人，她并不担心这些孩子占了上海本地孩子的教育资源，“如果要考试，大家就都一样，外地孩子懂事、成绩好就能进好学校，这很公平。”
调查中，三分之一（33.1%）的农民工同住子女认为自己是新上海人。在全部受访学生中，50.9%的人对未来有一定的思考，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把“上海”作为最终落脚点或首选落脚点。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