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那会儿高考

    编者按：

    日前，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致信本报，表达了一个老教师对于当下高考问题的深重关切。他认为“1.高考志愿应该文理兼收；2.高考科目应该中学学的都考，在‘减轻考生负担’的借口下一味减少考试科目只能不断增加负担，并加剧猜题、押题的坏作风；3.高考就是应该考出中学生的真水平，而决不能靠临时抱佛脚。”

    在信里，已届耄耋之年的王义遒教授还讲述了他60年前的高考经历。今昔对比，弥足珍贵。在全社会都绷紧高考之弦的当下，我们不妨随着王老一起重温一下1951年那会儿的高考。

    一年一度的高考盛事又快开张了。报刊上充斥着“核心考点”、“8套密卷”等“高考指南”的广告，连篇累牍、洋洋洒洒。所谓“指南”，无非是猜题、摸题、押题，教点投机本事，说可学得真才实学，自然是无稽之谈。不过对时下国人，“投机”可是能得实惠的“真本事”啊！正因为如此，大概考生及其家长都认为高考期间住得离考点越近，“先机”越大。于是，考点附近的宾馆与旅店爆满，他们考期都会打出“本店客满，恕不接待”的拒客牌。那里住的不仅是考生，还有考生的父母、祖父母、外公外婆，甚至姑姑、舅舅都来了。毕竟“人多势众”，可以助威，也是“机”啊！这种情景使我想起自己那会儿高考，感慨系之，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天壤之别啊！

    那是1951年，距今正好60年，一个甲子了。那阵子说是“全国统考”，实际上是分大行政区考试的，有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区。我在江西南昌高中毕业，深信毛泽东“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的断言，决心投身文化建设。北京是我国文化中心，我一定要到北京上学，报考清华、北大。

    报考这两所华北区大学，除了到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参加考试外，就得去华北区。这些大城市我都不熟，而且花费较高。我父亲原在南昌工作，不久前调到同属中南区的郑州。郑州离当时华北区的平原省省会新乡市只有一条黄河之隔。征得父亲同意，一放暑假，我就投奔郑州，乘三小时火车到新乡报考。当时我填写的五个志愿依次是：1.清华物理系，2.北大地质系，3.北大历史系，4.清华中文系，5.黄河水利专科学校。在今天的考生看来，这样的志愿简直不可思议，但当时却并不稀奇。至于为什么我要选这样的志愿，说来话长，暂且不表。

    报考后约两星期左右，我如期去新乡赶考。首先，住宿是个问题。事先从报纸上知道，全国学联发过文告，要求各地学联负责接待外地考生，解决食宿事宜。考试头天下午，我一下火车，就跑遍新乡全市，打听考生接待站，毫无下落。当时新乡这个“城市”，莫说是个省会，比南方小城镇还不如，不但没有热闹街区，连楼房都少见，像样的旅馆也找不到。走了小半天，筋疲力尽，勉强在一个骡马大车店歇脚。虽是“通铺”，人数不多，倒也宽敞。晚10点左右，倒头便睡。谁知刚要合眼，就有臭虫爬上身来，乱爬乱咬；不一会儿，它们像大群坦克往身上开来，奇痒难忍，抓也抓不过来，只好起身。好在门外露天灯下，旅客们谈兴正浓，还有打牌下棋的，我一旁观战，倒还好玩。凌晨两三点钟，人们都上铺睡觉去了。我想人一多，臭虫光顾我的概率小了，我也可安睡一会儿。岂知一躺下，臭虫们就向我这个稚嫩的身躯袭来。我百般抵御，终于招架不住，败下阵来，只好到外面转悠。没多久就5点钟了，我径直奔向考场。在那里冲洗了脑袋，希望从一夜未合眼的精神恍惚中清醒过来，并静候着考友一个个进场，等待“审判”。

    第一场考数学，记得是五道题。其中两道，我左思右想，不得其门而入，只好一字未写。其他三题做是做了，却也没底。交卷时间一到，心想肯定不及格了，懊恼已极！下午考国文，除一部分知识性的填空题（大概占40分）外，是一篇作文，记得题目大概是“一生最激动的事”。对于当下考生，这个题目可能再平常不过，早在“猜题”范围之内，说不定还有两三篇范文成竹在胸了。可是对当时的我，所谓准备高考，不过是把高中所有课程的教材复习一遍罢了，根本没有猜题概念，更没有想过作文题目会是什么。一看这个题目，已经绷紧了的神经真的激动起来，不禁勃然大怒，简直要大声喊出来：“老子一生还没有激动过一回！你出这种题目难道要我弄虚作假、胡编乱造么！这哪里是考作文，作文应该写真实的思想感情，这分明是在考经历！”我真打算一字不写，交白卷，以示抗议！现在想来，这才真是我生平第一次“激动”！后来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不吃眼前亏，还是挖空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为求“政治正确”，我写了迎接宁波解放的事。其实，对宁波解放，我早就有所期待和准备，到解放那天已经不怎么“激动”了。为了应付，把头天等解放军进城到第二天到宁波体育场参加欢迎大会的事罗列了一遍，由于并没有什么激动的感情，文章平淡无奇。我交卷后自估这篇作文的分数，最多是20分（满分60分）。填空题还有我不会的，不满40分，两项相加，国文考试不足60分，又是一个不及格！

    一天考试下来，两门主课都不及格。心中既懊恼，又沮丧，清华的物理系和中文系是泡汤了，因为很明显：读物理必须数学好，修中文总要会写好文章。但要是明天能考好，也许北大的地质和历史还有希望。而要明天考好，关键就在今晚睡好觉了。怎样来打发今晚？大车店是坚决不能去了。想到中午在考场课桌上瞌睡了一会儿，还有点精神。我就在考点学校（是新乡师范，还是某所中学，印象已模糊了）打点井水冲洗一下身子，等天黑后就回到考场把课桌拼起来睡觉。幸而没有保安查夜，好在天热外衣当被子不冷，我竟呼呼睡了一夜，毫无干扰。第二天早起，精神大振，头脑清醒了不少。那天考四门课：理化生、英语、政治、史地，自觉发挥尚可，估计得分不会太低。

    当天匆匆回郑州。火车上越想越沮丧，两天来不仅没有正经睡觉，也没吃过一顿好饭，我都是靠买点街头板车摊贩上镶嵌着两粒红枣的馍加汽水充饥的。到“家”后一声不吭，倒头大睡，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才醒。醒来就琢磨那两道数学题，不费多大工夫就全做出来了。原来这么容易！我甚至责怪起出题的大学老师：这么容易的题目怎么能考出学生水平来啊！又检查已经做了的三道，发现原来答卷不仅解法笨拙，还有一些错误。看来数学成绩就三四十分了。这就倍加懊丧，觉得考得实在太丢人了，气不打一处来！我不怪自己没有做好新乡食宿预案，过于冒险，反而迁怒于全国学联。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写了封“读者来信”，“控诉”全国学联发布不实消息，使考生上当受害。当然没有回音。父亲看我整日愁眉不展，心情郁闷，知道我考得不好，也未便多问。

    在懊恼和焦急中我等待着录取发榜。当时华北区高校的录取榜都登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上。对清华大学的榜，我“不屑一顾”，连扫一眼都没有，生怕受刺激，伤感。北大的似乎还有点希望，仔仔细细、一遍又一遍地读了，可是哪里有王义遒的名字啊！过了几天，专科的录取榜也发布了，翻遍黄河水利专科学校的录取名单，还没有我！我彻底失落了，只得沮丧地等待明年再考！

    大概是8月下旬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物理系！真是天上掉馅饼了！我甚至有点不信，清华物理系能要数学考得这么差的新生？后来想，可能我的理化和总成绩还比较好。意外的惊喜难以形容！通知还说，因为新生人多（后来知道物理系共录取38人），开学要到10月下旬。于是我高高兴兴地参与了父亲厂子迎接新中国成立两周年的活动，画了不少宣传画，10月1日那天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国庆游行。

    10月下旬我按时乘火车到清华大学报到，车上遇到一名清华电机系三年级学生和银行专修科的新生。老同学对我们很热情，主动介绍清华情况。一到前门火车站，他给我们雇了三轮车各一辆，把我们从前门车站直送到清华园。报到后，我背着行李走进“三院”宿舍。先到的同学对我热烈欢迎，说是远道的同学到了，一路辛苦啊！还有的说：“你从新疆来，起码要坐三天三夜火车吧！”说得我一头雾水。我说：“我从郑州来，还好，不过一夜多点，15个小时。”又有人说：“你不是新疆来的么，榜上你的名字下面括号里不是有个‘新’字么？”他还拿出报纸给我看。我才恍然大悟，说：“啊，我是从新乡考区考上来的！”这也难怪同学，新乡这个小地方有谁知道呀，看到“新”字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新疆了。而我因为从未见过清华的新生榜，也不知道自己被“新”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