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教日月换新天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王立彬  王永魁）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大型展览上，参观者可以看到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表》。16开大红色封面，述说着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工业化建设起航的激情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国营企业力量日益壮大，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迅速加强；土地改革过程中，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成为农业集体化的开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时机已经成熟，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1953年6月，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同年12月，中央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确定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这条总路线写入了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然要求。“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这段话，体现出抗美援朝硝烟初散、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之际，党中央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紧迫感。

    1952年，现代工业仅占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6.6%，重工业仅占工业总产值的35.5%。

    为改变这一面貌，中央决定在“一五”计划中，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一五”计划总投资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些资金的58.2%用于工业建设，其中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苏联帮助兴建156个项目对我国工业化的起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党提出国家建设以国内力量为主的指导方针。“一五”期间，国外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

    这是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台火车头的年代，也是产生一系列火车头式工人先锋的年代。“一五”计划的宏伟目标，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工人阶级一马当先，提出了“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的口号，反映出“一五”计划的宏伟目标正在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工业战线上涌现出王崇伦、马六孩、郝建秀等一批劳动模范。

    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上，15个机型151架飞机12个空中梯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举国沸腾，全球震惊。强大的新中国航空工业和人民空军，就起飞于沸腾的“一五”期间。

    这个时期，新中国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诸多工业产品被制造出来：1954年7月，初教5飞机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由修理阶段跨入了制造阶段；1956年7月，载重量为4吨的解放牌卡车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开始独立掌握汽车生产技术；1956年9月，国产B2-34中型坦克发动机问世，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坦克发动机的历史……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建立起来，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得到初步改变。“‘一五’工业建设成就，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说。

    山西省武乡县三里湾种植专业合作社，是21世纪初农村小生产者再次合作抱团闯市场的生动代表。这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土肥水足的乡村，是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小说《三里湾》的原型。这部农村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记录着与工业化建设同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个方面被称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翼。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年的探索，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农业一般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几个阶段，完成了由个体农业向集体农业的转变。手工业一般经历了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南有张小泉，北有王麻子”，是指近代中国剪刀行业中的两名“状元”。在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指导下，党和政府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大力支持。此时，已经逐渐式微的王麻子刀剪店如枯木逢春。1956年，北京68家刀剪作坊联合在一起，统一使用“王麻子”商标，统一生产、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为王麻子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59年，北京市命名成立北京王麻子剪刀厂，注册“王麻子”商标。就在同一时期，杭州制剪生产合作社恢复“张小泉”称号，改名杭州张小泉剪刀生产合作社并建起了新工厂。王麻子、张小泉，两把剪刀的变迁，生动阐释了成功进行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党贯彻“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大体经过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列宁曾试图付诸实践但没有成功的赎买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完成以后，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这种做法，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党创造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过渡形式，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郭根山说，“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适时进行政策调整，避免了通常情况下生产关系急剧变革往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大破坏，保证了工农业生产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使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空前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