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

    “永远跟着党，永远跟着党，党的话儿永远记心间，永远记心间……”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清华校园里，曾经传唱过这样一首“红歌”。这首歌曲是清华学生在“反右”后自己创作的。对这首歌，清华65届毕业生徐葆耕非常熟悉。他在清华园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了50多年，曾担任清华中文系系主任，也是清华校史研究专家。

    “我的快乐、幸福、疯狂、烦恼、沮丧乃至绝望，几乎都同这所大学有关，我同这所大学已经融为一体。”在遗著《清华精神生态史》的后记里，徐葆耕这样写道。他原打算以上下两卷的篇幅，来梳理清华精神的形成和演变历程。

    无奈病魔在2010年3月带走了他，这位73岁的老人未能完成书稿下卷。临终前，徐葆耕在病床上委托学生金兼斌整理、出版已完成的遗稿《清华精神生态史》。遗著最终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前出版，其关注的视野也仅限于老清华时期（1911年建校至1949年解放）和新清华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一个孩子献给母亲的书。因为爱之深，所以，无论是热情赞美，还是扼腕叹息，真情流露处，即使在最冷峻的反思中，也流溢着动人的赤子之情。”金兼斌写道。

    尤其动人的是徐葆耕对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观察和反思。他在开篇即表明，写作此书是有感于“现代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深层地说，是民族精神的失落”。

    因此，他观照以陈寅恪、赵元任、王国维、吴宓、朱自清、钱学森等人为典范的“清华精神”，以及“教授治校”的尝试；特别是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在生活困窘和空袭警报声中坚守各自岗位的那段历史，更被徐葆耕认为是“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在回忆起西南联大那段历史时曾这样说：“正常的教学都如此困难，要进行研究几乎有些可笑。但我们这些避难的教授坚定地相信研究是保持知识进步的最有效的方式，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必不可少。”

    那时物价飞涨，师生生活困窘。闻一多当时买不起菜，为了维持生活，他还在路边帮人镌刻图章补贴家用。曾有一位商人提出，“你在我的生意里认一个干股，不用出钱，年末，我给你分红。”可闻一多说：“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在一本讲述清华精神生态史的著作里，作者自然少不了重温这些历史片段。这段历史，也被徐葆耕视为代表了清华的精神气质和光荣传统。

    在清华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的名字之所以被记住并反复提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专业领域的贡献，还缘于在历史需要某种思想和表达的时候，他们用最恰当的语言，把那一句历史所需要的话说了出来。这句话是梁启超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一二·九”运动中，出自清华大学救国会《告民众书》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它的起草者，是中文系“面皮白净”的学生蒋南翔，日后成为清华大学的校长；还有面对北京城一堵堵被拆掉的城墙，梁思成对当时的主事者所说的“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1952年至1966年的“新清华”时期，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众多杰出人才，其中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和各行业的管理者。在徐葆耕看来，和老清华的学生相比，新时期的清华学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爱国奉献”。他还记得，自己就读于水利工程系时，他和同学们最爱唱的一首系歌歌词中这样写道：“住着帐篷和土房，冒着山野和风霜，一旦修好了水库大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

    以清华这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爱国奉献”精神，也是那一代大学生身上所独具的“时代气质”和“精神境界”。只不过，在作者眼里，清华“每一代人都有‘爱国奉献’的光荣表现，但作为‘代’的整体而言，只有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堪称‘奉献的一代’；而65届则是他们的一个近乎完美的代表”。

    此后，经历“文革”创伤，功利主义思潮开始泛滥。在那些精神动荡的岁月里，不少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像歌词中运用单调的重复句式一样，用一种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将要面对的所有难题，那就是“听党的话”。“听话出活”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为显著的一个集体特征。

    “政治斗争是非难分，凶险莫辨，‘听话出活’则是一条比较安全的人生之路。他们按照领导的安排，参加政治学习，努力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力争不要说错话，然后就可以放心地去钻研业务，搞好教学，在科研上做出出色的成绩。但在公共事业发生危机时，要指望他们站出来发出干预的声音，却很难。”徐葆耕总结道。经过“洗澡”和“反右”后，知识分子表现得小心翼翼，社会需要的反思精神在无形中被压制。

    这多少让徐葆耕“扼腕叹息”——大学是培养精神财富的场所，应该比社会享有更多的自由，而“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如果失去思考的权利和能力，人就和芦苇相差无几。

    在评价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表现时，徐葆耕并没有忘记反思自己当年的经历。在还是一名预备党员时，他在大小会议上都不敢发言，生怕说出“右派言论”。他交出了自己的日记，为摆脱“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累赘，他果断地和女友分手，虽然被同学贴上了“缺少人性”的标签，但他在心中安慰自己，自己已经同“政治上的软弱”划清了界限。而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少。

    提起这段历史，包括作者在内的诸多清华人都感到心情复杂。“它告诉我们，本来应该成为国家头脑和民族思想库的大学”，也是有可能“沦落为无头脑的听凭领导支配的机器”的。

    回到现实，作者则难以掩饰他对当今不少知识分子或科学家的失望之情。因为“‘专业分工’成为一些知识分子逃避对社会的道义责任的借口。他们只按行规操作；在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主持正义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缺席’”。在他看来，当下的知识分子群体，整体上尚不足以受到如此尊敬，“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而是在社会良知和勇气方面有所不足”。

    在对铸就百年清华历史、如群星璀璨般的先贤哲人进行热情讴歌和赞美后，徐葆耕对清华百年历程中所经受的种种曲折和得失进行了反思。他感叹，在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坚守自己岗位的今天，时代正在把知识分子变成“某种不伦不类的东西”。

    “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在提出问题后，徐葆耕并没有给出自己的回答。但他很清楚，“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继承、创造和传播知识（真理），在关乎社会、人类、自然的重大事务上要代表公共利益发言，张扬公平正义，为失去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讲话。

    在作者看来，“（西南）联大人都光荣地践行了知识分子的责任，用行动给出了辉煌的回答”。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奉行“爱国奉献”、无条件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与安排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境界则“已经高不可及、遥不可及，成为历史铸就的不可复制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