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拽着成都跑

    当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通过英国广播电视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卫星信号向全世界播放时，人们注意到，慢慢升起的太阳划过湖泊、山林、草原、古老的布达拉宫和辉煌的故宫，然后，阳光洒在了一栋高耸的船形建筑上。在成都，人们会骄傲地告诉外乡的客人，这座现代感十足的“船屋”就是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所在地，而在“船屋”周边的环形建筑群里则分布着众多迅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

    事实上，在成都高新区造就的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天府新城”里，这样极具现代感的建筑群已经是星罗棋布。这也许可以说明，高新区正在以自己时尚、现代的风格,取代早为人熟知的熊猫和茶馆，成为新的“成都印象”。

    一个家住老城区的白领每天开车前往高新区上班，对他来说，“只要一过天府立交桥，就好像从旧成都来到了新成都，感觉节奏一下子就快起来了”。

    在这片1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快”的元素几乎随处可见。37岁的成都人吕磊几年前创办了成都昇创科技有限公司，他要求自己和同事们“跑步开会”，“能3分钟说完的话绝对不用5分钟，一切都要讲求效率”。 人们放弃了这座城市固有的“安逸”，追求着更快的节奏，甚至就连在餐厅里，如果上菜速度快，当地人也会打趣一句：“呦，这可是高新速度哦。”

    企业新面孔也在快速增加。仅从2010年9月到今年4月，戴尔、德州仪器、达尔科技、联想、EMC、奇宏、冠捷等企业分别与成都高新区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几年时间，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西门子等世界通讯公司5大巨头在此设立了研发中心，世界500强企业中逾50家在此落户。而在扶持创新型企业的孵化园，人们也将新的技术、思想和人才带进这里。

    统计数字上也显示着令人惊喜的快速增长。2010年，成都高新区集中建设区全年完成产业增加值543.7亿元，比上年增长25.1%；合同外资6.86亿美元，增长382.5%；外贸出口35.99亿美元，增长33.9%，全年共引进1000万美元或1亿人民币以上重大项目43个。

    “成都高新区正在成为成都，甚至四川的发展引擎。”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告诉记者，“我们希望高新能拽着成都跑。”

    过去是少不入川，老不离蜀，现在是少不出川，老不离蜀

    如果回到十几年前，吕磊完全想不到自己就生活在一个“引擎”附近。这个草根创业者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成都的街头满是露天茶馆，喝茶的、搓麻将的，不少都是与自己一般大小的同龄人。这个从小喜欢看“名人传记”的年轻人并不喜欢这样闲适而缓慢的节奏，他早早就记住了“少不入川”这句俗语，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他瞒着父亲报了个东北的大学，就因为“那是离成都最远的地方。”

    关于成都的“闲适”，作家林文询曾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胖豆芽般的细崽娃悠悠晃晃踱到街心，吐一泡痰自个儿蹲下去慢慢地瞧，瞧黄蚂蚁绕过去，黑蚂蚁钻出来。满街的大活人小活人看见了，也就都慢吞吞围上去，一声不吭地瞪着那泡痰出神。想看出个名堂又看不出个名堂，便更觉得大有名堂。于是，不到半个时辰，整个都城的人便都像白条儿蛆虫一般络绎相随蠕蠕而来，都来看那泡痰，把大街都轧断了，塞满了……”

    “这必是成都无疑，养出百代悠闲自得慢慢悠悠的成都人来。”文末，林文询这样总结。

    作为成都人，吕磊自小就听过这不知传了几百年的故事，“长胡子的都笑着讲，光下巴的都听着笑”。很早就接触网络的他也对成都人的“安逸”有着独到的观察：2000年前后的网络聊天室里，成都人最多，热门的网络流行语，很多都是四川话。

    毕业后的数年时间里，他先后在长春、上海等多个城市打拼，别人听说他是成都人，往往第一反应便是“耍家”这个词，但在最近几年里，这种称呼却“越来越少”。从2003年选择进入成都高新区的孵化园创业开始，他经常要陪客户到茶馆喝茶谈生意，但他明显觉得，“开放式茶馆少多了”，“茶馆里的年轻人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了”。

    他明显地感觉到，在高新区，“人们都在加快自己的步伐，年轻人们更愿意到这里创业了”。

    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后段江的经历或许可以佐证。两年前，他开发了一款与图像处理有关的应用软件，一举超过了10几万个应用程序，在苹果软件应用商店（App Store）的销售排行榜上进入了前20名。段江还记得，那时，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以为自己会顺势拉上一笔投资，然后在硅谷创业。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位拥有多项国际专利的年轻人最终放弃了硅谷，将事业的起点放在成都高新区。

    在他看来，这座城市气质的微妙变化体现在：年轻人在“会享受生活”之余，还崇尚“玩命干”。他的两位技术总监都是成都人，分别来自微软和网易。对这两个曾经在南方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大公司的生活“穿着大拖鞋，睡到自然醒，太固化了，简直就是个养老的地方”。

    反而在这座被外人视为“节奏缓慢”的成都，他们的生活“完全翻了个个儿”。 在装着旧式蓝色塑钢窗的办公室里，除了简易沙发和办公桌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办公家具，他们“昼夜工作，网线断了要自己接，有老鼠了还得亲自抓”。

    对于这些“快且快乐”的年轻人来说，成都已经不是印象里那座悠闲的城市了，“这里充满了创业的节奏和气氛，非常吸引人。”段江笑着说。

    截至今年，在成都高新区里，由留学人员和博士创办的企业已有314家，如果算上本土创业者，这个数字将变成1635家。“奥拓变奥迪”的奇迹在这里司空见惯。前一年，还是几个20多岁年轻人领导、雇员不超过5个人的科技初创型企业，后一年，或许就能迎来风投们的“疯投”。

    成都高新区的第一任书记张学果也记得，要建高新区第一座孵化器的时候，他曾经向有关部门申请300万的经费，结果对方惊讶地问：“300万，你这是要养多少只鸡啊？”而截至去年底，这里已成为拥有24家孵化器、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全国最大科技企业孵化器群体所在地。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将事业放在高新区，放在成都。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电子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有近80%是川外人，毕业后选择留在四川的多达60%。成都高新区投资服务局局长姜斌则介绍，过去，华为公司每年在电子科大招600人，现在华为设立了成都研究所，电子科大校友都抢着要回来，最后只好抽签决定。

    就连一个留着白色连鬓胡须的美国记者在参观天府软件园后，都曾经好奇地提问：“现在我仅以一个软件工程师的父亲的名义发问，如果我的儿子到这里工作，薪水会怎么样？”

    如果将时间推移到本世纪初，这片诞生不久的高新区，连同这座城市，恐怕远没有今天这样的吸引力。那时，尽管它拥有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院校，却逃脱不了“人才输送基地”的尴尬帽子。像电子科技大学，每年都要向华为输送大量毕业生，据说2001年该校副校长带团在深圳考察时，曾戏言“半个深圳都是电子科大建起来的”。同样是这所大学，每年还要向美国硅谷输送很多人才。这一现象被称为“成都有人才基础，却没产业形状”。

    但成都高新区如今的发展让这里的创业者、管理者和观察者有了充足的底气，“相比于北上广，成都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潜力却一点都不小”。

    5月29日，成都高新区“天府人才行动”登陆北上广首场招聘活动已经在北京中关村启动。据介绍，此次北京站专场招聘提供了150余个职位、1000余个就业机会，包括TCL、通用电气、腾讯、ASM、联发芯、育碧、迈普等2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赴京揽才。

    “成都变了。”年轻的创业者吕磊感慨道，“少不入川这句话可以改改了。”

    服务型政府一定是一个快政府，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就是一个由慢变快的过程

    在成都高新区20年的发展历史中，“快”起来的似乎除了企业里的人，还有政府里的人。

    管委会经发局的产业处处长黄伟就经历了这样的转变。1996年调到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之前，28岁的黄伟在一个区政府做公务员，“生活安逸极了”，每到周五下午，同事们便一起到武侯祠附近“喝喝茶”、“吹吹牛”。调到高新区工作后，这个年轻人很快便有了“在热土上干活的感觉”，“原来是别人跟着我们走，现在是我们追着别人跑”。

    他口中的别人就是企业，在高新区里，几乎所有的部门工作都要围绕着“如何高效快速地为企业服务”展开。

    在成都高新区政府服务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改革中，设立企业原有的7个审批环节被缩减到4个，原来需要5～8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审批缩减到50分钟，原先需要68个工作日完成的项目报建审批，现在只要17个工作日。而企业要做的，只是把“材料递交到一个窗口而已”。

    “说西部落后，原来最让人恼火的就是这个东西，要办个企业没有100多个公章就甭想办起来。”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刘锡良告诉记者。当地官员常常碰到的问题是，外国人找上门来，“我们搞不懂那么多公章和程序，能不能一个窗口进去，一个窗口出来？”

    事实上，早在成都高新区正式成立的1992年，这里就曾尝试推出“一站式”企业服务体系。4年后，又根据“小机构、大服务、高效率”的原则，重新调整了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实行“大部制”，一举打破了传统行政架构中“条块分割”的局面。在老书记张学果看来，“只有机制创新，高新区才能走得长远”。有一次，到成都做客的前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区区委书记袁庚曾和他打趣说：“你在这里做的事儿和我在蛇口做的差不多嘛。”

    这种传统延续至今。2006年，成都高新区又一次开启机制创新，设置14个直属部门，全部的正编人员不过400余人。成都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明确表示：高新区要“弃机关化、弃衙门化”。

    “服务型政府一定是一个快政府，管理型政府难免是一个慢政府，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由慢变快的过程。”在成都高新区，这样的观念现在已成为上下共识。

    2009年，在与“世界船王”马士基集团的谈判中，时任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郑莉把通宵赶制完成的投资建议书直接送到了对方离开的火车上；2010年6月，为了拿到富士康iPad项目的投资，高新区根据鸿海集团的要求，仅用76天时间就建成了16万平方米的厂房。

    在成都高新区，除了办事效率的“快”，一些个性官员的“快”也被当成故事口口相传。

    技术创新服务中心主任李岗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是高新区第一个海归博士。多年来，他的“快”作风已经被编成了段子：

    走路“快”，洽谈大型招商引资项目时，常会因和外商们聊得太过投入，“手舞足蹈”地把领导们甩在身后。

    行动“快”，刚接任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的工作不久，他便独自前往北京的以色列大使馆，从早上7点便在零下10度的天气里在大使馆门口蹲守以色列的商务参赞，“学习如何培育孵化器的政府经验”。

    学习“快”，自从与这位商务参赞相识后，李岗便开始积极地去了解这个“以创新型企业而闻名”的国度，据说在和这位商务参赞一次聊天的过程中，他甚至唱了一首以色列的国难歌《巴比伦河》。如今，成都高新区里已经有了几家与以色列合作建成的孵化器，在全国尚属首例。

    “在高新区，像这样的官员是所有人都尊重的。”一位刚刚工作两年的年轻人告诉记者。

    未来，西部看成都，成都看高新

    20年前张学果奉命筹建成都高新区的时候，高新区的规划面积还仅仅是2.5平方公里，而张学果的团队只有区区3个人。以至于有领导曾对张学果开玩笑：“整完这2.5平方公里，你也就该退休了。”没有人能想到，20年之后，高新区已经扩展到130平方公里。

    如今这片土地的年GDP贡献已经超过500亿元，经济增长速度超过25%。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预测数字是，在“十二五规划”中，成都的GDP贡献将占四川的三分之一强，而高新区的GDP贡献将占成都的三分之一强。

    据曾经参与过高新区筹划工作的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刘锡良观察，如今的高新区与美国硅谷的发展初期有极高的相似度，“同样处于内陆地区，同样有极强的科研人才基础，同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

    “这里的确很有希望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腾飞。”他说。

    2010年1月18日，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由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和厉以宁担纲的《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专题报告。该报告认为，经过10年大开发和6年统筹城乡发展，成都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引擎城市。作为该报告的负责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专门提醒说，目前，全球经济都在转移，包括成都在内的中国西部如果能把握这个机会，将会获得极大的发展驱动力。 

    事实上，关于产业转移，发展经济学中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雁阵模型理论”，即在独立经济体之间，实施产业转移时，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先从发达经济体向欠发达经济体进行转移。

    而在成都高新区，“弯道超车，直奔高端”，创新性地“反梯度”承接产业则成为多年来的发展基调。

    “在我们的产业规划中，坚持对每一个公司都精挑细选，如果不是高附加值高就业率的企业，即便是税收贡献再大，我们也坚持不要。”管委会经发局产业处处长黄伟告诉记者，著名食品加工企业安德鲁森就曾因为与高新区的产业规划定位不符而被“忍痛请出高新区”。

    “这就像熬汤一样，可能一开始慢一点，但这种有选择的慢才换来了高新区今天发展的快。”他说。

    正因如此，在招商方面，成都高新区始终围绕高端产业进行招商，从而奠定了高端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整体格局。在过去的一年里，产业集聚效应正以井喷式的速度凸显。2010年9月，戴尔与高新区签署协议，在成都高新区建立基地项目；10月，德州仪器、达尔科技及联想签约入驻；11月，奇宏签约；2011年1月，冠捷科技集团与高新区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4月，EMC全球卓越研发中心落户成都高新区。

    一个细节可以佐证这种直奔高端的产业定位特色。根据成都空港货运站服务有限公司的统计，10年间，货运站从70%的国际货运为服装和农产品已经转变到了如今超过50%是IT产品。

    “产业发展是高新区的生命线。”敬刚书记曾多次在媒体上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刚刚在成都高新区建立旗舰基地的戴尔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闵毅达曾表示：“我们能感觉到，在成都的背后，整个四川省都在支持这个项目。”

    “成都孕育高新，高新反哺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说，“未来，西部看成都，成都看高新。”

    这种“高新拽着成都跑”的态势，某种程度上可以在物流这一重要指标上得以体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困扰这座城市的“蜀道难”问题，正被像高新区这样迅猛发展的需要倒推着逐渐解决。

    2003年，为了运送英特尔的芯片，成都开通了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很快就成了最爆满的航线”。去年年初，成都又在国内首开飞往印度软件业中心班加罗尔的直航班机，一个在此工作的印度工程师从此可以为回到故乡节省至少8个小时。

    现在这里的32条国际航线和76条国内航线已经让“世界变平了”不再只是一个预言。从这个古老的城市起飞，3小时到达首尔，6小时到达东京，10小时到达伦敦，12小时到达巴黎，15小时到达纽约。如果经欧亚大陆桥前往阿姆斯特丹港，只需17天，甚至比从上海的港口出发还要快6天。

    “蜀道难”正渐渐成为过去。比如，与普通人生活贴近的一个变化是，过去仓储和业务量都集中在东南的卓越亚马逊已经将分拨点放在成都。在成都的一个白领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卓越买书需要10天，现在只要一两天就可以送到。“甚至在选择库房时，原来只有北京，现在也有了北京和成都两个选择。”卓越亚马逊落户成都高新区仅仅一年半时间，其仓储面积就从12000平方米扩大到18000平方米，仓储货物量增加到200万件。

    在阿里巴巴公司的总部，有一面巨型的电子墙，上面可以清晰显示出各个地区企业交易的成交状态。“比如拉萨，可能20分钟才会闪一下。”高新区投资服务局局长姜斌这样解释，“而成都，是整个西部闪烁最为频繁的那个点。”

    2010年，成都登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世界十大发展最快城市”榜单第一名。这本极具影响力的财经杂志这样描述：“这是一个全新的成都，包括戴尔和思科在内，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在这里汇集。全新的公路、铁路和航线将这个城市和整个世界联结。”

    速度，似乎正越来越成为成都高新区乃至这座城市最新的特征。“现在的成都就像水里的一只鸭子。”观察人士评论道，“看上去，它依然慵懒，但在水下面，它的脚可是‘噼噼啪啪’地在踩水前进。”

    汤继强发现，一些成都老城区的干部们正在尝试借鉴高新区的机制创新经验推进自身改革，“每当参与党校学习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其他城区的区长、局长想过来取取经”。而每年专程来此参观学习的各地官员也络绎不绝，有从西藏赶来的，也有从东部沿海地区来的。

    “高新区这种快政府的理念正在慢慢传播出去，随着各个城区陆续开展机制改革，高新区看起来就会显得相对慢下来。”黄伟说，“但这是好事，高新区相对慢下来，意味着整个成都将会快起来。”

    不过，在这个全速行驶的城市中，速度显然并非人们全力追求的目标所在。周末，他们也会聚集在著名的宽窄巷子里喝茶。这条古巷里的广告牌告白着：“上海节奏，32拍，快；北京节奏，16拍，较快；成都节奏9拍，闲适。”

    在完美时空游戏公司，每逢冬日艳阳天，员工们就能享受半小时的“晒太阳假”。段江和他的创业伙伴们也没有丢掉成都人“会玩儿”的特点，每逢周末，他们会邀上几个好友，带上各自的单反相机，爬山郊游。

    “钱是挣得完的吗？”据说，在成都，这是老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玩着，但也要把钱挣了！”年轻的创业者们哈哈大笑着“颠覆”了老人们的俗话。

    在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的3万多名IT白领中，流行着这样一段“凡客体”，描述着他们“既快且慢”的成都生活：

    要压力，不要压抑；要娱乐，不要享乐；

    爱周一到周五的格子间，

    也爱周末的宽窄巷子。

    爱在软件园与世界同步，

    也爱在青城山感悟人生。

    我做IT,和千万IT白领一样，

    爱工作，也爱生活。

    我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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