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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珉在自家门前指着哈药总厂的烟囱。时值傍晚，烟囱开始排烟。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近日，全国知名企业哈尔滨制药总厂废气废水污染被曝光，引起全国震动。但鲜为人知的是，有一家兄弟父子三人，已经被这家全国知名医药企业“臭了十年”。至今，他们状告了哈药总厂3年多，却得不到任何结果。
哈药总厂的恶臭“最前线”
哈尔滨市民刘珉、刘璋兄弟的房屋，距离哈药总厂的污水处理池只有约40米的距离。
从院子的矮墙望出去，眼前就是巨大的污水处理池。“去年10月左右才加上了盖，原本都是无盖的，敞开蒸发。”
在这样的距离，哈药总厂的废气臭到什么程度？刘珉举了一个例子，他曾把新洗的化纤裤子晒在院子里，回头穿上。“在公交车上，老有人捂着鼻子躲我，我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裤子吸附了臭味啊！”
说这话的时候，51岁的刘珉已是满头白发。
10年到今，他已经能“闻出3种不同的臭味”：“这是青霉素的味儿，臭鸡蛋味儿是污水处理厂的硫化氢，粉尘又是另一种臭味。”
他也尝试在院子里种黄瓜，但是黄瓜一开花就开始枯萎。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近他家，此时哈药总厂的一大一小两个烟囱并未排烟，但是仍不时顺风飘来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仿佛谁打碎了千百个臭鸡蛋。
“现在是夏天，刮南风，烟囱没吐烟，还算是好的，假如刮北风，10分钟就会让刚来的人受不了，得呕吐不可。我待长了能忍了，如果离家几天回来，我也受不了。”刘珉摇着手说。
刘珉家的房子是建于1984年的老平房，旁边原本是一家“永丰砖厂”。1999年，哈药总厂将砖厂收购，建起污水处理厂、蛋白饲料厂。对刘家人来说，这是噩梦的开始。
他们开始经常感到鼻子堵、嗓子干痒，晕头涨脑，到了晚上就开始失眠，每隔十天八天必须吃安眠药，或者把自己灌醉。“从此，我们的健康、精神及财产受到巨大侵害，到今天，已经超过10年了。”刘珉说。
他自己起草了对哈药总厂的起诉书：“由于污水处理厂的主要污染气体是硫化氢，具有强刺激气味，有毒性；主要危害人的神经系统，而蛋白饲料厂排放的污染物为粉尘，蓝、白、黄乱舞，犹如3条毒龙。”
刘家人也对恶臭的“进攻”搭建过“防御工事”。他们和周围其他居民一样，夏季不敢开窗，到了污染严重的冬天，更是将朝向北边药厂的窗户全部用厚厚的军用棉被堵死，屋里整天都开灯。
“白天不敢在家过正常的生活，晚间只有咬牙忍受污染侵害之苦，尽管冬夏将门窗封严，但还是不能抵挡被告所排出有毒气体的折磨与侵害。”刘珉的起诉书上这样写道，“造成原告人呼吸困难，咽喉干痒，咳喘、嗅觉丧失、记忆力急速下降，反应迟钝，严重失眠导致轻生念头出现。”
有一天，刘珉发现自己“晕乎”严重的时候，“打鸡蛋，把鸡蛋扔进簸箕，鸡蛋壳放进碗里”。作为驾驶员的他，再也不敢开车了。20多岁的侄子刘柏峰也神经衰弱，“受不了，搬走了”。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在刘家三人的病历上，能辨认出“嗅觉丧失”、“慢性鼻炎”、“急性咽炎”等医生诊断。刘珉2010年11月8日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所做的CT诊断报告确诊，他已患有轻度左肺下叶炎症。
刘珉在起诉书中写道：“原告多次投诉至哈尔滨市环保局，但被告自恃为盈利大户，无视国家法律及他人生命安危，不但不停止侵害，反而为利益驱动，侵害升级，使原告身体健康状况急速下降，精神几乎崩溃，财产受到巨大损失。特此诉至法院。”
他列出了4项请求：一、停止侵害；二、赔偿原告健康、精神抚慰金6万元；三、赔偿因被告违法排污给原告所造成的房产及其他损失共计人民币12万元；四、承担原告因诉讼产生的其他费用。
“10多年了，这是真受不了。俗话说，民不和官斗，要不是这样，我能告吗？”刘珉说。
立案两年才开审，至今一审未宣判
2007年10月，刘珉的起诉书递交到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7个月后的2008年4月8日才立案，而开庭更是在遥远的两年后。
当时几个月没立案，周三下午是南岗区人民法院的信访接待日，刘珉就每周三都到法院催，得到的回答总是“你等着吧，我们再研究研究”。“曾有一位接待我的法官对我说，老刘啊，要是给你立案，将来哈药总厂不得赔死啊？”
“于是，我等了一整个冬天。”刘珉说。2008年3月9日，他到北京上访，坐火车到沈阳时，接到法院电话说“立案了，你回来吧”。
刘珉回到哈尔滨后，先到了南岗区人民法院负责此案的哈西法庭，法庭庭长、一名法官、一名法警由他带路，来到刘珉家实地考察。“庭长下车闻了一下这味儿，扭头就走了。这之后才立的案。”
刘珉去问开庭时间，经常被告知：“你等着吧，过两天给你审。”这一等，竟然是两年。“没有法律上的延期等任何手续和理由，连个电话也没有。”
2010年9月，刘珉去找负责此案的何淑欣法官，问为何迟迟不开审。“她对我解释说，这两年你也没来呀。我当时就说了：这是不开庭的理由吗？法庭难道是我家的吗？”
“雪藏”两年后，居民诉哈药总厂污染伤害案终于在2010年11月10日上午9时迎来第一次开庭。
哈药总厂方面，到场的有哈药总厂法律顾问处付姓处长。刘珉提交了刘家三人的病历、粉末微粒实物、2007年至2010年多次在刘家实地拍摄的哈药总厂烟囱排放大量粉尘、黑烟的光盘，这些证物均被法庭认可。
哈药总厂代表提供了一份“哈药总厂2.5万吨抗生素废水处理与再生利用工程”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置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显示污水处理厂建成时已经哈尔滨市环保局验收合格。哈药总厂代表认为，据此报告，污水处理厂是合格的，“不存在污染超标问题，并没有妨碍原告方的住房使用和伤害原告健康，因此主张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哈药总厂的诉讼代表还认为：“第二，我们认为在环保争议处理当中，应当首先由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结论。因此，我们认为原告方起诉不当。第三，没有看到污染物对刘家三人造成的身体伤害。”
当天中午12时许，庭审结束。主审法官何淑欣落槌后问刘珉：“你愿不愿意和解？”刘珉说：“愿意考虑。”
何法官就问：“刘珉，你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养老保险？你哥和你侄子有没有？”
刘珉回答：“我们没有。”
何法官当着哈药总厂人的面，直接说：“那药厂把他们3个人都收进去不就完事了吗？”
原告席上的刘柏峰当时就拒绝了这一提议：“说句实话，不进药厂还可能多活几年，去了天天被熏，倒可能死得更快。”
刘珉曾对说“你要的赔偿过多”的哈药总厂代表说：“我受了10年的罪，你们说我要的赔偿多？我请你来我家，天天给你供上酒席，让你待10天，看你跑不跑？”对方没有回答。
开完庭后约20天，刘珉前去询问何时判决，法官回复，哈药总厂申请刘家三人做病情的司法鉴定。于是，刘珉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摇了司法鉴定中心的号，去了黑龙江省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
但是，来到司法鉴定中心的哈药总厂代表，却未携带任何证件。鉴定中心工作人员给南岗区人民法院法官打了电话：“哈药总厂来的人没有任何证明他身份的证件，所以不能做鉴定。”
司法鉴定不了了之后，法院和哈药方面并未再次催促做司法鉴定。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6月13日下午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及下属哈西法庭。南岗区法院政治处主任叶欣、哈西法庭庭长曹辉、主审法官何淑欣均回复：“此案正在审理中，正在上报审判委员会，一审判决都还没有出，不方便接受采访、发表观点。”
哈药一方，哈药集团的宣传负责人高也则在电话中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关于排污曝光报道，我们该说的都已经说了，现在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而当记者问：“您是否了解，有居民因为环境问题告哈药总厂？”高也否认：“你从哪儿听说的？没有这回事。”
臭气浓度历年超标20倍，“十年臭气”如何计算？
和刘家一样距离、紧挨哈药总厂的平房有三四家，而不到百米就是近600户的回迁户新小区。中国青年报记者询问小区居民，也得到了抱怨的回答。
“臭得冬夏不敢开窗，顺风的时候味儿最大，现在大烟囱没开动，还好些呢。”多名居民这样说，“连哈药自己的家属院也有意见。这里虽然是回迁小区，但住户都搬走了，都租给别人住。”
中国青年报记者亲眼目睹，哈药总厂的烟囱下午不排放，傍晚6时许，开始冒黑烟。居住在药厂不同方位的多位居民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情况每天在发生。
“电视曝光了以后，大烟囱关了两天，这两天又开始排放了。谁能有什么办法呀？”一位50多岁的女住户说。
“不止这个小区，哈尔滨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哈药总厂这片区，经过时都有这个臭味。”一名出租车司机这样说。
黑龙江省政协代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教授田家玮，多年来一直呼吁哈药总厂搬离居民区。“我们的人大、政协几乎每年都呼吁解决哈药废气污染问题，但是始终没有用。虽然药厂说投入大量资金治理，但我们的切身体会是：臭味反而越来越浓。而且时常在半夜排放，我的家人都经常被熏醒。”
2009年1月12日，田家玮教授向黑龙江省人民政协提交了《关于哈尔滨制药总厂排放废气、污水污染环境毒害广大民众的整改建议提案》。
提案指出，哈药总厂废气的“受害人数过多、涉及面过广”。“据统计，受害群众达数十万人，包括农业研究院、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及周围密集的居民小区，更有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的近10万名大学生和逸夫学校、黑大附中的中小学生，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还有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解放军211医院、黑龙江省肿瘤医院的众多病人，令他们的病情雪上加霜，延长治愈期，甚至出现新的合并症。”
据提案介绍，硫化氢为无色、臭鸡蛋气味的窒息性、刺激性气体，是一种神经毒剂，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人吸入70～150mg/m3之后的1～2小时，出现呼吸道及眼刺激症状，吸2～5分钟后嗅觉疲劳，不再闻到臭气。吸入300mg/m3的15～60分钟后，发生肺水肿、支气管炎及肺炎，头痛、头昏、步态不稳、恶心呕吐。吸入1000mg/m3数秒钟，很快出现急性中毒而致死。”
中国青年报记者向哈尔滨市环保局了解到，哈药总厂的异味污染问题确实已存在多年。
哈尔滨市环保局向记者出具的书面报告中坦承：“主要是蛋白烘干车间、污水处理厂车间、青霉素等生产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气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多年来多次组织专项监测，检测结果表明，硫化氢多数达标，臭气浓度历次监测均超标20倍左右。只有2009年8月12日晚9时至12时的1次监测，反映硫化氢超标1.37倍。”
“臭气浓度”是什么？哈尔滨市环境监察支队彭支队长解答了这一术语：“硫化氢等的浓度是通过科学仪器测量的，而臭气浓度主要是指人体所感觉到的，因此是有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员靠闻来判定的。专业上并没有标准的规定，什么级别的臭气浓度会对人体造成多少伤害，主要是人闻着难受，生活质量肯定降低。”
而田家玮等众多居民却不这么认为。2009年2月26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协根据多年提案及办理结果，提出了一份《关于恳请省政府督促哈尔滨市政府尽快落实搬迁哈尔滨制药总厂的承诺》的提案。
提案中说：“与药厂一路之隔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不到3000人的校部，从1999年到2003年5年内，发生肿瘤和死于肿瘤的员工就有15人之多，其中多数是喉癌、鼻癌和肺癌。黑龙江大学教职工，在2008年患癌症和当年死于癌症的患者共有19人，其中肺癌就占8人。哈尔滨理工大学西区教工在2008年患癌症和死于癌症者达7人，肺癌占3人。”
提案总结，这3所大学教工中呼吸系统癌症的高发病率，医大的专家们认为，“与隔壁药厂长年排放废气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
“的确，不受污染的正常人也会得癌症，但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事实说话。哈药总厂的哈西地区癌症发病率高于不受污染的地区，而且呼吸系统的比较多。”田家玮说。
在提案撰写过程中，黑龙江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邓文彬曾与哈药总厂环保处处长座谈，民进黑龙江省委员会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也联合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药总厂代表召开座谈会。
据提案记述，哈药总厂多年来也一直进行了大量环保改进工作，据药厂反映，仅为消除气味污染问题，就已投入1900多万元，但收效甚微。群众反而认为，越治理越严重，遭致更多群众的强烈不满。
提案也回顾，哈尔滨市政府、市经贸委和省市环保部门在2003年、2004年曾相继作出了建议将哈药总厂搬迁列入计划的设想。但是几年过去了，依旧停留在纸上谈兵。
“你们一年年这样推，天天吸着这种空气的老百姓怎么办？”刘珉气愤地问。
提案最后指出了其中可能的奥妙：“制药企业相继从大城市中心向边缘地区迁移是大势所趋，趋势已经决定了晚搬不如早搬。但哈药总厂为何至今岿然不动？显然是有关部门舍不得药厂这个抱在怀中的‘金娃娃’，致使药厂的搬迁问题长久议而不决。”
“只有政府硬起来，积极作为，企业才能搬迁。”田家玮说。
哈尔滨市环保局的书面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问题：“从2004年以来，市环保部门督促药总针对主要味源先后投入3000余万元，建设了7套气味处理设施，气味污染较以往已大大缓解，但确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为此，2011年年初以来，市委书记盖如垠、市长林铎、常务副市长姜明和副市长丛国章就药总异地升级改造事宜多次现场办公，已选定在远离居民区的郊区建设哈药升级改造工程，用新工艺重建污染较重的生产车间，一期工程计划2013年建成。”
而另一方面，哈药总厂10年臭气对广大居民造成的影响又如何计算？
“天天排污损害我们健康，又天天说做良心好药，真是对我们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刘珉最后说。
本报哈尔滨6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