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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巡礼活动中怎样吸引眼球？招新季节里，如何让社团名称不再因“刻板的局限性”而让人望而却步？社团日常活动怎样兼顾理论性和活泼性？……日前举办的一次全国大学生理论学习交流会上，来自全国100所高校的学生代表们抛出了一个个敏感尖锐却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邓小平理论研究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些名称看似有些“刻板”的社团背后，有着一段段同学们为之经营、奋斗的故事。
众多理论社团千方百计多些“学生味”
尽管各地高校红色理论社团的主管单位、运作方式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此类社团的负责人和主管老师，近年来都在有意识地尝试增加社团活动的趣味性，用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搞活动。
在一些学校，他们的探索和尝试已经付诸实践。
上任伊始，中山大学求进报社总社长肖楚津就开始酝酿校园“党报”的改版。前不久，这份过去以党建宣传为主的、版式老套的报纸，被正式分为党建、学术、观察、学生和青年五个版面。
实际上，一年四期报纸、两期特刊远非求进报社的“主业”。求进报社还肩负着策划组织校园党建相关活动的重任，如党建多媒体作品大赛、党员个性风采大赛等。
“以往让同学们感到亲切的东西太少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听校园前辈们介绍，求进报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是中山大学学生的骄傲，随便一个座谈、沙龙，不用费劲打广告就能吸引上百名同学参加，绝对是中山大学的第一品牌；而如今，所有活动中最花精力、最“活泼”的党员个性风采大赛不过只能吸引4个校区两三百人报名，院系推荐情况下只有五六十人报名，这与中山大学当下最出名的、1个校区就有300多人报名的维纳斯歌手大赛之火热相去甚远。
小肖为此一直在想办法。这两天，她正联系学校思政课老师，看是否能够结合教学内容办些沙龙、讲座，顺便推荐一些好的案例、作业供同学们参考。
对于高校红色理论社团而言，每跨出“活泼的”一小步都是一种进步。
南京大学康平学社社长羊振雪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带着社员们在学校食堂门口支摊儿的情景。当时正是钓鱼岛事件、诺贝尔和平奖事件被媒体炒得火热之时，羊振雪在食堂门口摆上一块展板，邀请同学们对最近发生的实事进行百字点评，并用小纸条贴在展板上。
短短一个中午的时间，一块两平方米的展板就被贴满了。这次活动成了学社的经典之作，“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参加。”
角色扮演、三国杀、模拟谈判、免费电影、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超市……这是武汉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为增加理论性活动的“学生味”专门添加的“调味剂”。
该会会长吴寅今年改革了品牌活动——实事案例分析大赛的比赛形式，融入了角色扮演和三国杀的内容。小组讨论中，曾有个别社团负责人对这种“娱乐化”的社团活动嗤之以鼻，指其缺乏“理论深度”。
对此，吴寅的解释是“要打出接近学生的招牌”，“要先接近同学，吸引他们了解理论再去谈深度，一个人对理论的认识能到什么程度主要靠自己，社团只是培养他的兴趣。”他说，“招新”并非自己所在社团吸纳新人的主要途径，“很多人是参加过几次活动后，感兴趣了，再慢慢加入进来的。”
为啥有些学校理论社团“学生味”较淡
在一次由校党委宣传部主办、学校理论研究会承办的一次理论学习会上，某校经济学院的大一学生小严睡着了。
小严算是学生社团里的骨干，因为在社团表现出色，才“有幸”被选拔参加此类理论学习活动。“实在不想听，太没意思了。”她揉揉眼睛，低头玩起了手机。
这是她参加社团活动表现最“低迷”的一次。她是校园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学习成绩优异，参加过商业领袖社团、环保社团和极限运动社团。她每月策划一次环保类活动，每周抽出两个晚上去操场周边学轮滑。
刚入学那会儿，她见识过学校的理论研究会。那时全校数百个社团集中摆摊招新，理论研究会的排场不大，展板式样老旧，红底配金字，“闪闪发光”。然而，正是这种“老旧”设计，让这个名称略显“刻板”的社团在五颜六色的宣传海报中显得格外“醒目”。
“理论研究会的同学主动上来拉着我，说别看他们的名称‘刻板’，其实他们的活动还是很有意思的。”小严没有加入理论研究会，因为拉她入会的同学也没能表达清楚该社团的活动究竟哪里“有意思”，她也从没听说过身边有同学加入该社团。
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一些高校红色理论社团辛辛苦苦搞几场活动，却收效甚微，同学参与度不高，也很难拉到社会赞助。
眼看着最近一次理论论坛活动即将开始，南京某高校红色理论社团负责人张平（化名）还是没能拉到1000元赞助，“跑了几家单位，都被婉拒了。”
张平所在的社团有会员260余人，实际参加活动人数约为90人，大小活动从不向会员收费，也不收取会费，“其他受欢迎的社团收10元会费，还要面试才能进；我们不敢收费，收的话留下的人恐怕不会超过50人。”有的小活动，张平宁可自己贴上几十元，也要坚持不收费原则。
谈到不愿意加入一些理论社团的原因时，上海某高校新闻系大二学生白某甩下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真是做研究的话，我愿意参加。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挺有意思的。”
吉林某高校理论研究会会长小廖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所在的研究会在全校各院系均有分会，会众4000余人。但他却对研究会的未来充满忧虑，“我们传播理论的方式有问题，在校内传播不开，打不开市场。”
他直指研究会在校内传播理论困难的根源——“太官方”，“问题出在我们社团的干部身上，缺乏研究热情。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因为真正爱好或者信仰马列主义而来，他们不去想怎么壮大社团、怎么用同学们喜欢的方式传播社团的理念和品牌，而是拘泥于怎么去完成好老师交办的任务。”
与众多红色理论社团会长在一起，东南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会长樊奥然显得与众不同。他一身T恤、牛仔休闲装扮，发言简短，也很少做学校行政机构支持的活动。
他喜欢自己社团目前的状态，尽管人数不多，但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而集结在一起，“爱好军事、国防，也爱党。为了更好地理解军事、国防的部署意义，再去学习红色理论。”
樊奥然以自身社团的“纯爱好”属性为荣，充分享受着旁人投来羡慕的眼神，“我们请部队里研究党史的军人来讲课，在战争故事中穿插党史学习。”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