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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发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件事让阿瑟·塞西尔·庇古受了很大伤害。当然，这不仅是因为凯恩斯在书里用不那么正经的语言嘲讽了庇古的恩师、地位尊贵的经济学大师马歇尔。
更关键的也许是，在庇古看来，那个轻浮又草率的昔日助手，根本是在挑战整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权威。自打马歇尔将这座大厦修补完毕之后，它在那一代经济学家眼里，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在物理学家眼里一样不可触动。
但凯恩斯却想整个儿掀翻它。
为了避免陷入具体的经济学理论中，我甘愿冒着简单化错误的风险来一言以蔽之：凯恩斯的理论，开启了此后大行于世的国家调控经济时代，并鼓励政府用大规模投资来创造需求和就业。这正是以马歇尔为巅峰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极力反对的。
因为发表《福利经济学》而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是公认的马歇尔的衣钵传人，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他当仁不让地成为维护传统的领军人物。
这个固执的高个子老头儿，一向不喜欢太新的东西。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还曾经穿着一战前的服装出现在马歇尔图书馆，并一度引起轰动。另一个传闻说，为了表达对希特勒的轻视，在二战期间德军来空袭时，他坚持坐在剑桥国王学院草地的帆布椅上。
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发表3个月后，他发表了一篇“令人惊骇的”和“特别吹毛求疵”的评论，以至于，凯恩斯读完之后心情黯然地表示：“向一个音乐风车吹奏一支新曲已毫无用处。”这段话被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记录在《凯恩斯传》里。
论战就此打响了，然而，除了和他一样老的那些经济学家外，庇古的话根本没人理睬。当时的知识界和大众更欣赏凯恩斯这种毁灭性的创新。等到二战结束，准备复兴的政府一个个接受了凯恩斯的这套理论并付诸实践，庇古更是已无力回天。
为了完善自己的批评，庇古苦苦研究。在此期间，他从教授职位上退了休。但等他拿得出研究成果时，凯恩斯的理论已经如日中天，他的话更是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属于他的时代基本上过去了。那时，他受到伦敦人尊敬的理由，不再是他的一大串学术头衔，而是他着装的风格了。而他那些看上去有些顽固的学术观点，已经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式微，越来越遭轻视。
更何况，和“万人迷”凯恩斯比起来，庇古实在不讨人喜欢。自从参加过一战之后，他从一个快乐的、爱开玩笑的、爱社交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宣称无法忍受女人、外国人和政治家的怪人。他的理由是，上述这些人缺乏完整的理解力。他终身未娶并把女人比喻成蜘蛛，因为她们找到同伴后的惯例是吃掉他。
他身上充满了各种八卦故事，以至于人们谈到有怪癖的经济学家时，总是无法跳过他。据说，他不喜欢仪式感，因此有一次主持公布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的选举结果时，他采用的是“公布赛马结果”的方式，搞得人们很不高兴。
在生前最后几年，他还出版了讨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作品，但这本书籍籍无名。大规模投资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才刚刚尝到它的甜头。要到很多年后，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凯恩斯理论中所包含的问题时，庇古当年曾经坚持的一些观点才被重新挑拣出来加以审视，并得到认可。
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