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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如果只是拼高考，学生自己的努力还在起作用，但如果变成了拼小学、拼幼儿园，拼的就是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当决定命运的关节点不断前移，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分配就越来越不公平。”
——晋军
6月11日下午，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高考入学机会调查”课题组成员进行了一次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座谈。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本科生王斯敏表达了同学们的心愿：“不管出生如何，我们希望每个人至少要有一个梦想，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课题指导老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晋军博士强调，这次研究样本只限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但绝不意味着有关发现仅是这两所高校的问题，清华北大的入学情况同样会出现在其他名校。
高考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这是公认的社会事实。通过对清华大学近几年招生数据的分析，课题组发现，基于高等教育的社会上升通道正趋于狭窄，社会结构“定型化”渐成现实——晋军博士这样概括这次研究的意义。中国未来的社会流动该怎么办？这是需要全社会关注、思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份报告？
晋军：这个报告的前身，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5名大一同学学习《社会学概论》时的课堂作业，当时的主题是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谁更有可能上清华？”的研究只是其中一个个案。
后来，我和同学们都觉得这个例子比较有意思。再加上以母校作为研究对象，同学们收集资料、进行调查都比较方便，这样我们就逐步细化，直至形成现在这份报告。
中国青年报：报告中提到各地“超级中学”的超霸地位在影响教育公平。但是，能考入“超级中学”的学生大都凭借的是真本事，这有什么不公平可言？
晋军：报告中说“超级中学”影响教育公平，并不是暗示“超级中学”学生在能力和努力程度上逊于其他中学学生，却更容易考上知名高校。我们的意思是，可能还有很多学生，他们在能力、努力程度上和“超级中学”学生不相上下，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超级中学”，享受不到优质的高中教育资源，更不像“超级中学”学生那样容易得到名校自主招生的青睐，最后导致他们与名校的无缘。
年龄相仿、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都差不多的一群学生，只是有些上了“超级中学”，就相对其他人获得了更多考入名校的机会，这显然难言公平。
中国青年报：你们所说的“超级中学”是近几年的产物吗？
晋军：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国县级中学的竞争力普遍还比较强。那时的学生、教师资源还不像现在这么集中，即使县级中学与地级市中学在某些方面存在差距，还是可以通过学生集中住宿、准军事化管理等措施来弥补。
但近些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个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化的趋势。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内，好的学生、老师都逐渐向有限的几所“超级中学”集中，县级中学开始走向衰落。
中国青年报：这也许与城市化进程加快有关。“超中”崛起“县中”衰落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晋军：县级中学的衰落直接影响到农村、乡镇的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渠道。对于大多数户口在农村、乡镇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上县级中学的可能性，比上省会中学要大得多。但现在通过县级中学考上名校的机会，要比10年前大为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超级中学”崛起，决定考生命运的时间节点在被不断前移。换句话说，学生能否上名校，表面上看是高考成绩在起作用，实际上中考成绩也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能否考上好的高中。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只有上了最好的高中，才能上最好的大学，而只有上最好的初中，才能上最好的高中。也许在未来决定一个学生能否考上好大学，可能是他上了什么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如果只是拼高考，学生自己的努力还在起作用，但如果变成了拼小学、拼幼儿园，拼的就是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当决定命运的关节点不断前移，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分配就越来越不公平。
中国青年报：报告中提到，北大清华热门专业的城市生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生，农村生较多分布在传统工科专业等“冷门专业”。城乡学生在冷热门专业的不同分布，你们怎么解释？
晋军：除了学生来自不同中学这个原因外，我认为学生家长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考生是家中的第二代大学生（即考生父母就是大学生），那他填报高考志愿的针对性和前瞻性，都要明显好于即将成为家中第一代大学生的考生。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向考生和家长介绍清华大学的基本情况并接受咨询。有些家长看到人文学院社科班的展台很是诧异，不知道以理工科闻名的清华大学现在竟然也有文科。这些家长不知道清华有文科，就更不了解清华文科的院系划分和专业特点。相比之下，另一些家长却对清华大学的基本情况、专业设置、专业就业前景都很熟悉。众所周知，信息充分时做出的决定与信息不充分时做出的决定可能完全不一样，那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两个考生分数相同，但由于家长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不同，他们填报的高考志愿、乃至今后的人生道路将会产生巨大差别。
中国青年报：不同的家庭背景还会产生什么影响？
晋军：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还体现在教育方式上。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各不相同，工人阶级教育方式培养出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好的蓝领工人；而中产阶级教育方式培养出的孩子更容易成为白领，依然属于中产阶级。可见，教育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阶级再生产的功能。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这份报告的意义何在？
晋军：这项研究关注的是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一个好的社会，首先要有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中间阶层；其次，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应当通畅，出身下层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从而进入社会中上层。
我们社会目前在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首先，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倒丁字形”，位于中层的人数太少，而社会底层人数太多；其次，我们当前的社会流动渠道正在日趋狭窄。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么说？
晋军：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活在农村的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人，想要走出农村，一般而言有两个渠道：一是参军，二是高考。但现在，由于军人逐渐取消转业，通过参军彻底转变身份的这条路走不通了。随着十几年来高校大规模扩招等一系列原因，高等教育的回报正在不断下降，想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只有去竞争名校。因为从目前来看，名校的教育回报还比较有保障，不少普通高校的教育回报相对过去变差了。这样一来，高考这条改变命运的路似乎也在变窄。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没有出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又没能考上“超级中学”，就算智商正常、非常刻苦，也较难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从而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村青年还有进城打工、经商等其他流动通道。但有研究表明，自己创业的个体户现在越来越难以“长大”。几十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使打工青年很难在城里扎根。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明显改变。
但仅从目前看，当其他向上流动渠道很难走通，高考渠道若再狭窄，我们社会就会面临孙立平教授所言的“定型化”危险。这正是此次研究的意义所在——通过对清华大学招生数据的分析，课题组发现这种“定型化”正渐成现实。中国未来的社会流动该怎么办？这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关注、思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会带来什么问题？
晋军：很简单，当一个人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他都难以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他会感到巨大的不公平，甚至丧失对未来的希望。一个不能给她的奋斗青年以希望的社会，显然既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本报记者 向楠 黄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