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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南方周末》披露“南科大内忧”，内容令所有关心该校建设和改革的人们震撼。这所被寄予莫大希望的新建学校，这所每走出一步都受到媒体“一边倒”赞扬、每停顿一步都获得媒体“一边倒”声援的学校，竟然到现在仍只有两名退休返聘的专职教授，并且在实验室还没建成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招生；该校以毗邻的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改革样板，正是这一点让它获得了媒体和公众无条件的支持，但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智囊专家们，包括其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竟然认为南科大的改革实践“违反教育规律”，因而在今年年初就已全体退出了筹建团队！
作为一个媒体编辑，我不对朱清时校长执政两年的成败得失妄作评价，但忍不住要对众多媒体同行的相关报道表示遗憾。
南科大是近两年来中国媒体关注度最高的学校。校园里，各路媒体记者摩肩接踵，几乎天天不断，热闹的时候上百记者济济一堂。为此，2009年9月23日，我还曾在本版刊文《聚光灯下无改革》，说：“我很赞成朱清时院士的办学理想。但正因为此，我建议媒体的同行们，支持、鼓励和鞭策他的话，都到此为止。既已不能安安静静地上任，就且让他日后安安静静地工作吧。”“必须承认这样的国情——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几乎任何改革都是搞不成的。”“朱清时自己不要扯旗，媒体也不要给他授旗。”但是，朱清时校长自己选择了“高调改革”的策略，媒体的报道积极性则比朱本人还高，所以，两年来，南科大的一切可以说都在媒体的聚光灯底下。
可为什么，来来往往的那么多记者，竟然都以为南科大只有教育部和现行教育体制这个“外忧”，而没有发现筹建团队内部理念不合这个“内忧”，没有发现南科大其实至今连起码的招生条件都不具备呢？连这次独家报道《南科大内忧》的同一位南方周末记者，在其半年前刊发的报道中也说得很满：“经历了三年筹建，南方科大的教师、课程计划、宿舍、食堂等都已到位，万事俱备，只欠学生。”还有很多媒体说得更满。——而现在，我们知道，南科大其实多事不备，只有学生。
不只是采访不到位的问题。若干与南科大改革有关的信息，违反基本的教育常识，却仍获得了媒体的广泛传播。去年底，我曾刊文介绍国外大学制度，指出：“大学难批，中外皆然”，“放眼全世界，办学完全自主、行政门槛形同虚设的，可能只有美国”，香港科技大学也是筹备了5年多以后才开始招生，“办教育是最磨性子的事业，只争朝夕不成”。但众多媒体却坚持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办学需要行政审批，千呼万唤要求教育部门立即批准南科大挂牌招生、并给予其学位授予权。再如我6月10日在本版的文章《对南科大的一些鼓吹适得其反》所举的一个例子：大家都说“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大学文凭上要盖教育部的公章”。现在的媒体记者编辑都上过大学，可以回家检查一下，哪个人的文凭上盖教育部的章了？但众多媒体都把这一压根儿不存在的问题当成中国教育最荒诞的弊端来进行批判。
众多媒体同行，在聚光灯底下竟然如走夜路，偌大的新闻发现不了，违反常识的说法照传不误，这是为什么？
我猜只有一个原因：朱清时擎起的“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大旗太鼓舞人心，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太让人失望，大家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心太热切，以至于看不见眼中梁木，听不到不同声音。到南科大采访，除了朱清时，想不到还要采访别人，除了问他“外忧”的问题，想不到还可能存在“内忧”，完全失去了质疑的精神，主题先行地“为改革者鼓与呼”，以至于高灯下暗，到如今人人尴尬。——关于南科大的报道，足可成为大学新闻教育的经典个案。
刘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