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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轻人的眼光看老年人，无论他们年轻时经历多么非凡，都是一页翻过去的历史。在前者看来，他们仿佛生下来就那么老，永远不会懂得他们易感的心。岂知那些长满皱纹的心，原也是“一只纸折的灯笼，里面燃起一朵小小的风暴”。
诗人绿原在上世纪50年代写这首《手语诗》时，正作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被单身监禁。囚室里每一分钟的沉默和隔绝，对他都是难耐的折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同伴路翎也被关在隔壁。他每天发出悠长可怖的狼嗥——“我不是反革命……”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在这里，孤独是比迫害更可怕的敌人。
王培元新书《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可谓是对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成样子的怀念”。林贤智在这本书的序中说，“由传统士人蜕变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是沉重的。但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头并进，而是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绿原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
绿原在1954年给妻子的诗《小小十年》中写道：别让花香鸟语迷住我们/别让小桥流水绊住我们/别让贫贱的风霜打蔫了我们/别让苦难的雷电拆散我们。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一年，苦难的雷电就把他们拆散了。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指出：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一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出路。
晴天霹雳和灭顶之灾，是在一个看似寻常而平静的日子里发生的。书中这样描述：在古都的暮春之夜，路翎与绿原在长安街上散步。事情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察觉。那晚他们匆匆告别，没有想到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说绿原是“胡风反党集团”中的美蒋特务，源于他多年前给胡风的一封私信。“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因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的、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构，但认为无疑是危险的。于是立即回复——那里去不得，并帮他四下寻找就业机会。
《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中记录了绿原与公安机关审讯员的如下对话：
审讯员：“……你什么时候从那里出来的？”
“我根本没有到那里去过！”绿原说，“要凭那封信把我打成特务，我死不瞑目！”
审讯员呵斥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准对组织发誓。”
1955年，绿原先被监禁在西单大磨盘院，后被转入东总布胡同，完成了“交待认罪”的全过程。他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之后被转入秦城监狱。“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囚室里，几乎每天，他沿着对角线，走过来，再走过去。有时候停下来或是蹲下身，低头看从土缝中爬进爬出的蚂蚁。”
他的孤独使他迸发了另一些诗行：告别了亲人，也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没有分秒，没有昼夜，没有星期，没有年月/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变化，再没有运动/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坚信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他成为在时间洪流中探险的“另一名哥伦布”。
孤独中的绿原“不再发誓、不再受任何誓言的约束、不再沉溺于赌徒的谬误、不再相信任何概率、不再指望救世主……”
为了让精神不至崩溃，他开始读外语书籍《列宁回忆录》、《战争与和平》。为了看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认真读马列经典原著。他给自己制订时间表。从1956年到1962年被监禁期间，绿原默默研修德语。
1962年，公安部门对其“免于起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与之谈话时感慨说，这几年隔离也有好处，学到一门外语。要是在外面，像我们这样忙忙碌碌，很难学到什么。
绿原先后直接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黑格尔传》、《茨威格散文选》、《叔本华散文选》等。而《浮士德》音律严格，从来被视为德文翻译的险峰。一个英译本曾被嘲讽为“将音乐译成语言”。
杨澜在《一问一世界》中提到，在提问王光美当年被强迫穿上旗袍、戴着乒乓球做成的项链的感受时，或许王可以回答，“看到的全是周围的人性恶”。但王说：我不想去追究。曼德拉被关在大西洋小岛上27年，受尽三个白人看守的侮辱和虐待。但是1991年他就任总统却邀请他们到场。曼德拉说，“我如不能把悲痛与怨恨都忘掉，那么我仍在狱中”——他们都选择不再做怨恨的囚徒。绿原也是一样。他做了自己心域的主人。
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