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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戴政委您好！在四医大采访，对阳光治校的一系列做法了解越深，我的疑惑也在加深：这些做法不成了两位主官制定了一系列限制自己权力的制度吗？
戴政委：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阳光治校的要义就是制衡权力，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现实中，一个单位权力主要集中在党委，军队单位权力更集中于两位主官，因为我们实行的是“首长分工负责制”，并且在战时和特殊情况下首长有临机处置权，可以先决策后报告。
权力相对集中对于确保军令畅通是必须的，但这种集中也存在一定风险。人非圣贤，一旦领导者决策出现偏差，或者夹杂着私欲，就会给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的阳光政策就是要对以往的权力行为进行限制和制约。当然，首先或者很大比例上限制在军政主官，但这是我们自觉自愿的。
记者：一个单位什么事都在阳光下进行，那领导可“操作”的空间就小了，许多事您这个主官说了不算了，得靠制度说话。这样您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削弱了？
戴政委：这涉及一个“权力观”问题。说了算与不算，反映的是权力运行方式、运行状态和运行效果。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特别是主官，绝不应为一己之私去搞什么上不了台面的“操作”。我们搞阳光治校，就是要把人为“操作”的空间压缩到最小，把制度运行的权威放到最大。如果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力通过这样的“大操作”推动单位科学发展、成就一番宏图伟业，这才是权力的最高境界。
记者：群众欢迎阳光治校很正常，但领导班子成员通常都手握重权、各管一摊，有相当的自主权，他们能想得通吗？
戴政委：开始时确实有的“通”、也有的“不通”，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班子成员都把阳光治校视作一种素质、一种境界、一种情怀。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想通，因为位再高、权再重归根结底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规范权力运行天经地义。
记者：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您是四医大的政委，在人们眼里是个“说了算”的官，难免有人情相托。通常顾了人情会坏了规矩，可守了规矩又可能丢了人情。您怎么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呢？
戴政委：第一，人情客观存在，我们倡导健康、纯洁、文明的交往方式，做到朋友在明处交，友情在明处结，好事在明处办，在遵守规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以人为本；第二，规矩不能随意破坏，拿原则送人情的官最终很难说了算；第三，要善于把人情引导到规矩的轨道上来，必须照顾的人和事按照阳光原则照顾到明处，不合规矩的人情当然不能照顾，但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真诚委婉地做好工作；第四，个别托人情者不理解时，那就只好守“矩”舍“情”了。凡遇这种情况我心里并不遗憾，因为“问题”出在对方，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记者：实行阳光治校后，四医大大多数人是受益者，但不可否认，也有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受了损失，他们能想得通吗？您怎么做通他们的工作？
戴政委：我不认为四医大存在因为阳光治校而受损失的既得利益者。即便个别同志的手中权力受了限制、眼前利益打了折扣，有一时不痛快的情况，但从长远看，这样对他们才是真正的爱护。过去确有个别人“不见棺材不落泪”，甚至见了“棺材”也不落泪，因为他认为那“棺材”不是自己家的，结果“栽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限制权力的人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谁都可以想象“铁窗忏悔”是什么滋味。
记者：在实施阳光治校过程中，您认为最难的是什么？是什么力量或者说是什么原因支撑着您挺过难关？
戴政委：阳光治校作为一种全新方略，理论创新、机制构建、实践探索、工程组织等等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四医大，很难逾越的坎坷我们还未遇到。当然这样一件涉及全校、影响深远的事情，总有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我们始终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因为这一方略适应了现代文明进步趋势，符合高等教育内在规律，能够集中体现党内民主、我军三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要求，能够确保各级党组织坚强纯洁和领导干部勤政廉政，能够有效保证依法治校各项制度的落实，能够为培养造就大批“阳光英才”创造良好环境。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脚下虽然不是一片坦途，需要我们披荆斩棘，百折不回，但最终会通向一条阳光大道。如果要说工作中“度难关”的原因，那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坚持不懈的追求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记者：您认为，实行阳光治校以来，四医大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戴政委：我们的专家教授很聪明，他们概括了“十个了”：阳光理念普及了，治校思路清晰了，重大校务透明了，干部人才盘活了，经费开支压缩了，贪腐现象减少了，师生个性张扬了，育人效益增强了，上下内外和谐了，幸福指数提升了。这是大家感受到的变化，而我自己最直接的感受是“三多三少”：校园里笑脸多了，怨气少了；案头上表扬信多了，告状信少了；人才中“长栖的凤凰”多了，“南飞的孔雀”少了。
记者：您认为，在目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四医大的阳光政策能坚持下去吗？会不会人走政息？
戴政委：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始终认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态势、主流价值观是积极向上的，阳光治校是“顺天应人”的方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肯定比我们更聪明，治校方略自然会与时俱进。但阳光那种“至公至正”、“无私无畏”的精神特质，必将横贯亘古，延绵不绝！若干年后，阳光的精神也许早已成为世人的自觉，那时“方略”的意义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不存在“政兴政息”的问题了。
记者：一项得到人们认可的好做法应该尽可能地在全社会推广，使之产生更大的效益。那么，您认为，四医大阳光治校的做法可复制吗？
戴政委：四医大阳光治校做法有国家和军队共同的土壤环境，也有我们独特的历史渊源、现实背景和长远追求，尤其是特有的精神文化底蕴。目前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未来的路更长、更艰巨但也更宽广。我们一些成功的东西值得借鉴，但很难、也不需要去“复制”，无论哪个单位学习仿效都应当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进行，特别要解决好理论创新、机制构建、统一认识、领导示范等关键问题。
记者：您认为四医大的阳光氛围对于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哪些影响？
戴政委：“青年”与“阳光”密不可分，毛主席就把青年人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自然界的阳光，是人类和万物生长的源泉，人们常用阳光比喻温暖环境、清明政治、美好心情和幸福生活，这些都是青年们所向往和追求的。青年人朝气蓬勃，青春洋溢，尤其是大学生将来要成为国家和军队的栋梁之材，被社会寄予厚望，他们的成长更加需要阳光。中老年人都希望我们的青年一代多点理想，少点迷惘；多点纯真，少点功利；多点责任，少点自私，但如果我们不能给他们营造公平正义、公道正派的环境氛围，又如何要求他们按照长辈们的希望去成长呢？就拿我们学校的毕业分配来说吧，可以说是青年大学生看社会的第一道窗户，分配不公正，学员就不平，甚至产生逆反心理，5年的正面教育很可能付诸东流。分配公平了，学员心气就顺，许多同学踊跃报名去边疆、去基层、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奋斗、建功立业。这就是我们青年们的觉悟，这就是阳光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李雪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