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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座城市的300多万名司机一样，当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向地面时，蔡烨正开着自己的黑色本田雅阁车在路上。
很快，他就发现情况不妙：前方已经不再是马路，而是一片汪洋，积水深逾半米，几乎快淹没小型汽车的轮胎，行人不得不将裤腿卷到膝盖处，一棵巨大的杨树被风刮倒，横躺在马路中央。
“简直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海啸！”蔡烨心有余悸地回忆。
但这里不是灾难片现场，而是6月23日的北京。
就像有的人穿衣服，可能外面的西装很昂贵，但是内裤上面还有洞。
当时的首都正在经历一场近10年历史上最大的降雨。
根据北京市气象局的统计，当日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5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为57毫米。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新闻发言人王毅称，最大降水点在石景山区的模式口，降水达182毫米，“已经超过了百年一遇的标准”。
不过，这场暴雨并非意外。早在当天上午，气象部门和新闻媒体就已经开始向市民们预告即将到来的暴雨了。一位出租车司机一大早从广播里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算下午6点钟就收工回家。几个房屋中介公司的经纪人也在网上看到了暴雨的消息，一整天，他们都抱怨着，这样的天气出来看房的人实在太少了。
但正如人们后来所看到的，这座城市没有经得住考验。
一些马路变成了河流。在莲花桥下，水深高达1.3米，汽车变成了轮船甚至潜艇。一个女司机驶过这里时，车子被猛涨的水直淹上车门，她不得不从车窗里爬出去。
当时，蔡烨正准备从北四环、西四环交角处的新浪大楼，回到位于西三环的家里。根据北京历来大雨状况“东轻西重，北轻南重”的规律，他将要驶过的小小弧形正是“重灾区”。
西四环已经成了停车场，路边的电子交通指示牌是一片刺眼的红色，这说明“每个方向都在堵车”。蔡烨看到，一辆消防车也被堵在其中动弹不得，只能呜咽地闪着红光。当遇到一个大水坑时，蔡烨看了看后视镜，身后是一排长龙，没有退路，他只能“屏住一口气”踩下油门，“好像经历一场大逃亡”。
据称，当晚北京市电力公司共派出1170余名抢修人员赶赴各故障现场，由于道路交通受阻严重，电力抢修人员只能骑车或者步行赶往故障现场。
有的市民躲进了附近的地铁站。可是很快，地铁4号线陶然亭站里，雨水在楼梯上形成了“水帘瀑布”。工作人员不得不提着蓝色塑料桶四处接水。没过多久，三条地铁线部分区段停运。
与此同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班全部取消。
网友们则戏谑为：“世界上最浪漫的事，上班陪你在办公室看海，下班陪你在地铁里看瀑布。”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位评论员评论道：“就像有的人穿衣服，可能外面的西装很昂贵，但是内裤上面还有洞。我们的城市建设可能也是这样。”
将“城市洪水”归咎于排水管网，这“抓错了问题的关键”
令人们苦不堪言的暴雨之夜过后，这座城市的排水系统成为众矢之的。
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是1到3年一遇，这个标准解释起来就是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所原主任工程师段昌和指出，北京市东、西护城河、天安门广场、奥林匹克中心的排水系统标准为10年一遇，前三门大街等区域为5年一遇，城市主干路、环路、高速路等标准为3年一遇。
可是，当遇到6月23日那场“百年一遇的暴雨”时，这样的排水标准无力承受了。“百年一遇的管道估计得建一个房子那么大，马路下面也装不下。”段昌和比喻道。
这样的反思并非第一次发生。2004年7月10日，一场降水量约为40毫米的暴雨袭击了北京。当时的一篇新闻报道描写道：“雨水灌进了地铁站，阻塞了地下通道，淹掉了地下商场，……10多座立交桥下的积水超过两米，小汽车被没顶、公共汽车一半泡在水里、交警在齐腰深的水里指挥交通。那场景，让人觉得恍然进入了科幻片中的世界末日。”
但在时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金磊看来，那场大雨后，“全世界都看了北京的笑话”。
蔡烨还记得，在那场大雨里，他也开着车，在北四环堵了整整3个小时。7年后的今天，雨后北京的状况似乎仍旧没有好转。
北京市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指出，现在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最早还有明代留传下来的“老古董”，老旧的管网“只能是打补丁，发现一处补一处”。毕竟，北京已经没有修建巴黎地下运河般宏大的地下排水系统的机会了。
在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看来，“不能怪地下管网不够粗，多粗的管网都无法消化这种暴雨。”将“城市洪水”归咎于排水管网，这说明城市的规划者们“抓错了问题的关键”。
他在自家的阳台上，用锂板和钢板搭建了一个储水箱。6月23日，这个储水箱为家里储到了一个星期的浇花用水。“从屋顶、阳台开始，每一滴水都应该就地留下来，而不是被白白地浪费掉。”
在世界范围内，储存雨水绝对不是一个小课题。美国纽约市的排水标准基本维持在5年一遇的规模，但这个城市动用了市民的力量参与排涝，今年4月，纽约市环保局向布鲁克林区、皇后区等地的市民，免费发放了1000多个居民家用的雨水收集储存罐。它不仅可以减少雨水进入下水道，还可以成为居民浇花的利用水源。
暴雨当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副所长向立云也被堵在了毫无尽头的车队长龙中。他知道，并非只有北京在面对“城市洪水”的难题。今年夏季，暴雨袭击武汉，江城变为一片汪洋。广州连日暴雨，水漫街头。而3年前，在济南和郑州，有数十人因暴雨身亡。
“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向立云说，“排水能力可以提高，但经济成本并不合算。相反，如果能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就有蓄洪的意识，城市暴雨后的问题更容易被解决。”
暴雨不应是灾害，而应是资源
就在暴雨后的第二天，俞孔坚开车经过清河和玉泉河，与他预料的一样，这两条河仍然缺水。城市过分依赖人工排洪系统，河流已经不能帮助发挥效果，自然的调节能力已经丧失了。
如果这些雨水没有顺着蜿蜒的排水管道奔向河流，它们还可以流进占北京市总面积50%的绿地。
向立云曾经不只一次地望向马路两侧整齐的绿化带。这位水利专家发现，为了突出城市景观，几乎所有的绿地都高出了地面。可事实是，“如果绿地能比路面低20到30厘米，就可以吸收200到300毫米的降水”。
俞孔坚也认为，如果所有的绿地都能比地面低20厘米，城市绿地就可以承担起滞洪的作用，“那么（暴雨积水）问题就能基本解决”。
日本东京和大阪街头遍布着小型公园、绿地和广场，而它们无一例外地采用“沉降式”，比周围地面低半米到1米左右。在停车场、人行道等处，广泛采用透水性材料，使这些建筑平面具有防涝功能，雨水可迅速渗透到内层，最终进入城市的地下水系。
与人们将暴雨视为“洪水猛兽”恰恰相反，俞孔坚不止一次地提出，“洪水不应是灾害，而应是资源。”
就像全国400多个城市一样，北京也是“缺水大军”中的一员。就在今年2月初，一则新闻显示“北京已百天无有效降水”。根据总体调度，河北向北京的集中输水工程已于今年3月结束，那时，一名水务局官员忧虑地表示，“我不敢想象冀水进京的工程结束之后，北京缺水的局面将严峻到何种程度。”
可是仅仅就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城“水满为患”。 “人们拼命地排洪，就在暴雨的那一个夜晚，浪费了多少宝贵的雨水啊。”俞孔坚很是遗憾。
按照作家龙应台的说法，“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泥泞，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而这个GDP增速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与发达国家的城市，也在一夜暴雨之间被分辨出来。
北京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6月23日晚，两个年轻人在试图将一辆熄火的轿车推出积水时，落入水流湍急的排水井中。40多个小时后，他们的遗体在3公里外被发现。
“一座以干旱著称的城市，居然有人死于洪水，这真是天大的悲哀。”俞孔坚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而那一晚，蔡烨直到半夜12点多才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这段本来只需要几十分钟的道路，他足足开了7个小时。
当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北京迎来了雨过天晴的阳光。早上7点，蔡烨开车上班时发现，地面上的积水、落叶已经全部消失，道路仍旧宽阔、干净。
“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蔡烨皱着眉说，“可是这座城市能忘记昨天的痛吗？”
本报记者 赵涵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