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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天星个子不高，有些瘦弱，戴着副眼镜，看起来非常斯文。但是他斯文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充满激情的心。去年才大学毕业的韩天星目前是一家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重庆办事处的业务代表，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寻找办信用卡的客户，但是韩天星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别看他才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他已经有好几年的创业史了。
韩天星上的是一所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院，虽然他是学校有名的逃学大王——大学4年只断断续续上了两个月的课，但他却认为，“大学真的是个好地方，要看你怎么去解读。有的人学到了知识，有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而有的人就成天混日子”。他说自己在学校里结识的大多是有思想的人，在外面结识的大多是成功人士。对于成功人士，韩天星是这样定义的：“一要有良好的人脉；二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三要有系统性的思维。可以说，有30%的人都有敏锐的洞察力，但是不一定有系统性的思维。”
上大学之初，韩天星还是老老实实上了一个月的课。一个月以后，当兜里只剩下600元钱的时候，他开始坐不住了。一是因为他觉得上课没什么意思，二是困窘的家境使他觉得必须自己筹措生活费。
韩天星对第一份兼职经历记忆犹新，那次他用周末的时间去画廊帮忙，“本来以为做画廊的人应该有文化、有涵养，没想到那个老板那么刻薄，中午吃饭用了10分钟，老板就嫌慢了，张口就骂”。当天晚上，韩天星告诉老板自己第二天不想来了，让老板把工钱结了。老板只拿出了20元钱。韩天星不肯：“说好的30元，多一分我不要，少一分也不行。”双方争执之下，老板又抽出一张5元的钞票：“那就再施舍5元给你。”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韩天星把25元钱扔到地上走了。韩天星说：“从此以后，我不想给任何人打工。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
他在学校里什么“低级的事都做过”，比如给人打开水、摆地摊、卖电话卡。两年以后，他果然成了同学中的“老板”。
每年的新生入校都有着很好的商机，韩天星和他的团队一度包揽了成都温江、郫县和双流10多所高校的换电话卡业务。虽然新生入学是在新学年开始之后，但准备工作却从上个学期就开始了。“如果没有在上学期做好准备，新生入学的时候再做是绝对做不成的。”这些准备包括招聘人员，做好销售计划，还要通过很多关系搞到接待新生的人员名单。
他们不仅向新生卖电话卡，也向他们推销包括棉被、脸盆、牙膏、牙刷在内的一整套生活用品。
资金从哪里来呢？韩天星说：“主要是订货的时候需要订金，一部分是自己积累的资金，还有一部分是同学的学费，迟几天交，等货卖了就周转过来了。”最多的时候他曾欠款10万元。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发生在2008年，他差一点周转不过来。因为那年他在另一所学校校园内开了一家数码店，还租用学校附近的居民房开办了培训学校，从幼儿培训到中小学生的家教什么都做。因为没有钱，培训学校租用的民房很简陋，老师都是大学生，寒暑假人比较多，最多的时候老师有十几个。也有放假不回家的同学跑过来打地铺，老师不够的时候顶一下。
“我做的事基本上都是没有成本投入的，因为我没有钱。”就这样，上大学4年，韩天星很少用家里的钱。有一次，老实巴交的父亲在他的鼓动下做生意，却亏了几万元钱，他带回去1万多元给父亲还账。
今年5月的一天，韩天星正在重庆忙着他的信用卡推广业务，忽然在街头看见一个人穿了件印了奥运标志和“团结就是力量”字样的文化衫，忍不住会心一笑：“那就是我们做的，没想到还有人在穿。”大学4年，韩天星认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在火把节卖孔明灯，一件是2008年卖文化衫。
西昌有个火把节，韩天星过去考察发现那里没有孔明灯，当即决定到当地高校招聘30多个大学生在火把节上卖孔明灯。火把节开幕前，他和4个同伴把货带到西昌。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生意会那么火，他们干脆告诉顾客没有零钱不卖，因为“根本没有时间找零钱”。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时，忙着做奥运文化衫生意的韩天星正骑着电瓶车去发货，地震发生后，他马上想到把文化衫拿到春熙路去进行义卖。但是春熙路从来不让摆地摊，他寄希望于借助慈善募捐机构的力量。果然，5月14日，他们刚刚在红十字协会的募捐箱旁摆上摊儿就有城管来干涉，他们按计划打出了“文化衫25元一件，每卖一件当场向红十字会捐款5元”的宣传牌，当即吸引了很多人购买。城管想干涉，但购买者不答应，城管也只好退到一边。那天他们破天荒在春熙路摆了一天地摊儿，卖了2000多件文化衫。收工以后，韩天星又和同伴一起去了成都军区总医院，买了牛奶、水果送给在医院救治的灾民。
大学4年，生意做了不少，但韩天星一分钱都没剩下，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赚过多少钱，不少钱都花在了请人吃饭和喝茶上。“一个人可以没有钱，但不可以没有人脉，人脉就是钱脉。”他的一位创业伙伴、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读书的王书剑证实，韩天星是挣过钱的，但他认为挣钱容易，花钱也比较大方，而且后来做的事他都没有踩对点，钱也很快花光了，没有什么积累。
2009年，王书剑跟着韩天星再去西昌卖孔明灯，就发现满大街都是卖孔明灯的了，“毕竟我们做的事门槛都太低，太容易被模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模仿别人，看别人做什么成了，自己也跟着去做。然后，好像经历了，好像学到了。”
现在的工作对韩天星来说只是了解重庆和接触各种人的一个途径。他说他已经有了新的计划，还是会选择从自己最熟悉的学生做起，他想做有关大学生的就业培训。至于资金、师资、培训计划是什么，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本报记者 朱丽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