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腔老调与我们有关

    在河南省开封市理事厅街，有一座名为“敬文斋”的小院不甚起眼，进去之后，发现别有洞天。院中挂满了彩灯：无骨花灯、荷花灯、走马灯，甚至有一盏近两米高的千手千眼佛灯。这便是以制作彩灯闻名的灯笼世家“汴梁灯笼张”的老宅子，按照“汴梁灯笼张”第六代传人张金汉的遗愿，敬文斋由民居改造为专门的彩灯展厅。

    6月11日，在敬文斋开门迎客的第一天，记者跟随2011BMW中国文化之旅一行来到这里，探访“汴梁灯笼张”的历史。

    虽然“汴梁灯笼张“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却很难恢复过往的兴盛了。由于坚持手工制作，成本较高，“汴梁灯笼张”第七代传人张俊涛担心自家研制的东西未必能在市场走俏，而市场需要的东西，又并非他们想做的。因此，张俊涛并未将彩灯推向市场，只是一直在研究如何恢复传统彩灯技艺。制作彩灯没有收入，张俊涛只好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做彩灯因此成为副业。

    在敬文斋，记者发现一个宣纸灯笼格外惹眼，虽已经年月磨洗，褪色许多，仍掩不住它的光彩。细腻的色泽，玲珑的形态，依稀可见。据张俊涛的妹妹张俊丽介绍，这是父亲张金汉两年前制作的彩灯，由宣纸制成，因此旧得厉害，又无法翻新。

    张俊丽遗憾地说：“父亲留下的作品很少，这已经是很新的了，老灯笼实在不好保存。”张俊丽舍不得丢掉父亲的作品，只能任它颓然在一旁。似一个老者，佝偻着身躯，静待岁月的流逝。

    由“汴梁灯笼张”的发展现状，便可窥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发展和保护难度之一斑。

    目前，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已达1219项，如此庞大的数目，保护和传承都存在相当的难度。许多带着历史记忆的手艺，在现代似乎时兴不起来了，可以试想，若不及时保护和传承，它的消亡将为时不远。

    是谁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根？

    襄垣鼓书是山西省东南部襄垣县及其周边各县区以及阳泉、陵川等地流行的一种古老曲艺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从业人员多为盲人。

    曾玉红就是一位表演襄垣鼓书的老艺人，他7岁起便跟着父亲开始学习，并将这项技艺传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然而，鼓书的听众，越来越少了。

    “自从有了电视后，本地人就不愿意听鼓书了。”没有听众就没有生活来源，无奈之下，1990年代，曾玉红只好带着儿子去大同、西安、河北等地，在街边卖艺。“常常演十几分钟，城管就过来了，嫌我们影响市容。”如今，两个儿子成立了一个小曲艺团体在外地表演，曾玉红身体不好，只能放弃。现在的他靠着为人算命过活。

    中国文化之旅一行来到襄垣县，才让曾玉红有机会向观众展示他的拿手好戏。他一人手脚并用，同时演奏胡琴、挂板、脚锣、小锣、镗锣、脚梆等乐器。卖力的表演，引来声声喝彩。

    然而，就是这样富于感染力和生活气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无人承继的尴尬局面。

    曾玉红很愿意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别人，却无人来学。“人们把这个行当看成一个低等的行当，在村里，人们宁可出去打工也不愿意学鼓书。我儿子要不是眼睛看不见也不会干这个。”曾玉红表示，自己会强迫9岁的女儿学。“不然就失传了。”曾玉红直叹气。

    现在许多“非遗”项目都面临着无人欣赏和无人承继的双重难题，很难继续发展。

    然而，并不是所有“非遗”项目都如此“窘迫”，有些搭上了商业化、产业化的车，不仅有收益，也让老手艺得以继续传承。

    河南省镇平县被誉为“中国玉雕之乡”。如今的镇平县，已有玉雕加工企业近万个，从业人员10万余人，更有培训学校20 所，初步形成了集原料——设计——生产——培训——检测——品牌——包装——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产业化运作，为玉雕这项传统工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也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慕名而来学习玉雕制作工艺。

    6月16日，记者走访了镇平县的一所玉雕培训学校。学生被分年级、分类别进行学习。一个班最多的有几十个学生，其中年龄小的只有十几岁，大的近三十岁。多数人因为看到镇平玉雕的发展前景，才来学艺，有的甚至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培训学校在批量生产技工，但如此发展模式真的适合玉雕工艺的传承吗？

    作为镇平玉雕的传承人，忤海州经常会到一些培训学校指导学生。虽然专业院校的培养方式有优势，但忤海州也有自己的担忧：“这样的教学模式虽然普及了玉雕的制作工艺，但是却难出精品，更难出能制作精品的手艺人。”

    忤海州自己收了几个徒弟，他希望自己的手艺能亲自传授给徒弟，并培养出大师。

    在恢复传统技艺的过程中，如何不让商业利益侵蚀传统文化似乎也是传承人应该重视的问题。这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就明确了“非遗”传承人需要履行的义务，并强调，“非遗”传承人将不再是“终身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王馗认为，对传承人的监督十分必要，尤其是文化传统对传承人的监督。

    以汝瓷传承人朱文立为例，他的工厂似乎显得狭小了些，展厅也不那么气派，然而他的制作标准却不同于其他。朱文立制作的汝瓷如果没有达到汝官窑最高水准，他就会选择砸掉，而不让它流传到市面上。

    对于朱文立的这种自觉性，王馗十分欣赏：“虽然按照这种制作标准，汝瓷的生产难以实现集团化、产业化。但是这样的方式制作，却保证了汝瓷的品质。”在王馗看来，只有坚持文化传统，才能保证文化品格的恒久。

    现在人们对“非遗”保护越来越重视，然而，对于如何保护，说得太多，而对要保护什么却未必理解透彻。

    “对‘非遗’的保护是在保护我们国家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文化品格和个性。”王馗以戏曲举例：“从前，我会训练我自己，在看戏曲视频时，关闭声音，光看表演我基本可以断定是哪一个剧种。因为中国的戏曲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单凭表演或者声音体现每个剧种的特性。”而如今，即使声画同步，王馗都无法分辨出是什么剧种。

    不光戏曲，王馗介绍说，许多其他申报“非遗”的项目，都很难做到有文化个性。

    在文化个性需要大力保护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培养自己欣赏“非遗”项目的素养。王馗说：“‘非遗’保护是对我们整个中华名族的人文素质提出的一个挑战。”

    在王馗看来，每个“非遗”项目都代表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像昆曲，它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美，我们能不能欣赏它？秧歌则代表着乡土的、最质朴的艺术，我们又是否懂得尊重它的艺术内涵？”

    “我们要自己调整眼光和趣味。不能光吃着汉堡、听着流行音乐、跳着街舞，而不觉得那些老腔老调与我们有关。”王馗忧虑地说：“如今，我们好像走上了一条停不下来的路，根本不去考虑走过的那些。看似越到前面风景越好，但是有可能前方就是悬崖，文化就要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