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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7月7日召开会议，公布了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规责任人员的问责结果，全国共有73名地方政府或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人受到纪律处分，其中1人降级，但无人受到撤职处理。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 一些被问责的地方不但占用耕地宗数多、面积大，土地管理秩序比较乱，有的地方问题还相当严重。相对于问题的严重性，这样的问责结果引发公众不少质疑，有网友甚至将其戏称为“拍苍蝇式”问责。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度实施问题层出不穷，令问责效力难以发挥。问责到底应该怎么问？怎样才能真正落实？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对1930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3.2%的人认为当前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其中58.6%的人认为问题非常多。受访者中，21.1%的人为政府公务员。
问责制实施中存在哪些具体问题
河南郑州某企业员工小刘格外关注领导干部被问责的消息。他认为，问责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能给领导干部一个约束，给老百姓一个说法。一旦问责制这种政府自我约束的工具出了问题，会严重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
北京市某高校法学研究生陈丹（化名）很早就关注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现象。她发现，许多干部被问责后，不久就会在异地或者其他部门悄无声息地上任，有的干部甚至还官升一级。
“被问责的干部不是不能复出，但他们复出时起码不能藏着掖着，应该给一个让老百姓接受和信服的理由。”陈丹说。
在老百姓眼中，问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哪些具体问题？调查发现，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点到为止，问责只做表面功夫（79.7%）；问责变成“顶责”，找替罪羊（77.1%）；明降实升，虚假问责（76.6%）。
其他问题还有：无法问责“正职”，只问责“副职”（69.2%）；部分问责有作秀之嫌（64.8%）；问责过程不透明（61.3%）；问责标准不统一，领导说了算（61.0%）；被问责官员复出无规可循（57.0%）等。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杨小军认为，当前的行政问责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是问责的法制化程度不高，问责效果视领导的重视程度而非严格的法律规范而定。一般而言，只有领导批示了要严格问责的重大事件，问责才会比较严格规范。至于其他一般性问责，效果就不太尽如人意。
第二是当前问责的公开化程度不高，许多地方的问责都是关起门来自己做。这种做法很容易影响问责本身的公正性与公信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郎佩娟教授认为，我国现行的问责制标准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规定多是原则性、宣言性规定多，细化性、可操作性规定少。
例如《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写道：“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应当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可是，什么是决策严重失误？什么是重大损失？什么是恶劣影响？都没有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标准。这难免会造成问责的主观性与随意性。
郎佩娟还认为，当前问责制缺乏可操作性的客观原因，是问责制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设计和实施之初难免有漏洞，需要有一个完善的过程。从主观原因上看，在我国立法传统中，效力等级越高的制度，其内容就越不具体。
“这可能是制度设计者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下位制度预留补充、诠释、量化的空间，同时也为制度的执行预留自由裁量空间。但现实中，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制度执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影响制度本身的效力。”郎佩娟表示。
91.9%的人期待将问责常态化
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以来，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渐趋完善的发展过程。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问责制度相继出台，并形成多次问责风暴。
公众对问责制有什么期待？调查显示，91.9%的人认为问责不应该只在出现重大事故时进行，更应该在平时进行，将其常态化。
“摆脱运动式问责，使问责常态化，关键在于提高问责的法治化程度，使问责有法可依。”杨小军认为，党政干部问责不只是处理干部那么简单，它还涉及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给公众一个交代甚至产生国际影响等问题。所以，国家应该有专门针对行政问责的立法。但是目前，我们现行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文件。
调查还发现，93.9%的人期待，问责应该全程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公众的监督。
杨小军认为，实施问责制，只靠政府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因为领导不可能关注所有的人和事。所以，问责就应当向公众公开，鼓励公众参与，用他律来加强自律。
郎佩娟表示，仅公开问责决定是不够的，政府还应该向公众公开立案告知、不立案理由、调查结果、从轻问责或者不予问责的理由、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理由等相关信息。“总之，行政问责的全过程都要伴随着信息公开。”
“问责制的完善与落实，还需要完善与问责相关的制度，对问责制形成系统的制度支持。”郎佩娟说。
比如有的地方规定，集体决策失误导致行政过错时，主要决策人应承担主要领导责任，赞同该错误决策和不发表意见的其他决策人承担重要领导责任，反对该错误决策的人免责。郎佩娟认为，要执行这一规定，就需要建立集体决策讨论制、集体决策会议记录制、会议记录签名制等多项配套制度，否则这项问责就会因缺少证据而无法执行。
本报记者 向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