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良：走出城市病迷局

    人物档案

    董国良，74岁，现任深圳维时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作为JD节地城市模式的原创者，潜心研究已近8年。

    对话背景

    7月13日，深圳维时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了一份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大量透支资源且不宜居的城市，已将当今世界拖入城市病、粮食、石油等危机；推广采用JD（节地城市）模式将引领城市技术革命的新模式，否则可持续发展无法实现。这一研究报告将提交给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中国青年报：1961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在美国问世，其中提出城市有死有生的问题，引起业界哗然。50年后，再看书中观点，您有何评价？

    董国良：城市确实有死与生两种前途。所谓“死”是指严重不可持续发展，“生”则指可持续发展。目前，城市已多占用约5亿亩土地，每年多烧掉约10亿吨汽车燃油。按联合国人居署公布的数据，2050年汽车将增加至50亿辆，能源危机堪忧。面对人口和汽车不断增长的现实，如何节约土地和能源，避免粮食和石油危机，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的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都带来巨大挑战，这是我们今天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说“正是无法遏止的市区蔓延使诸多城市病成为不治之症”？

    董国良：自欧共体的《城市绿皮书》呼吁“城市要紧缩”已有20年，城市仍在蔓延，找不到逆转紧缩的方法。法国人士埃瑞克慨叹：“我们在城市建设上集体无能”。在上海世博会论坛上，联合国人居署代理执行主任克莱弗比明确指出“城市必须紧缩”。然而，人类社会至今仍未走出城市在严重蔓延中演变的百年迷局。

    陷入这个迷局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就交通论交通”，越治越堵。市区蔓延导致“机动车交通依赖症”，使机动车交通总量增加5倍以上，是交通拥堵的根源之一。不遏止市区蔓延，岂能消除交通拥堵？

    中国青年报：与发达国家相比，为什么说中国正处在城市发展的岔路口上？

    董国良：中国沿用发达国家城市模式，走传统城市化道路，必将引发城市病，引发耕地保护、汽车能源、汽车碳排放和交通拥堵等问题，城市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青年报：目前，城市的大楼越盖越高，城区规划如同“摊大饼”，无序蔓延作为城市发展的本性，似乎无法遏止。大城市病有哪些症状及弊端？

    董国良：以北京市为例，20多年的蔓延使出行距离加长约3倍，汽车车均油耗增加5倍以上，按汽车保有量500万辆计算，年耗油约700多万吨。深入分析发现，正是现行模式城市中存在着“两个人车混杂”，即户外空间人车混杂和地面道路上人车混杂，形成了交通拥堵、停车困难、丧失宜人公共空间等导致市区蔓延的动因，城市建设中社会各方博弈的结果是市区自动蔓延。

    城市病是个整体，其根源是共同的，都是源于现行模式城市市区空间利用的极端无序化。采用JD模式将可能有利于消除交通拥堵、停车困难、环境恶化等所有城市病。

    中国青年报：JD模式是如何从若干种城市发展模式中筛选出来的？

    董国良：JD模式由四大要素构成：地面道路、地面停车库、架空平台、地面花园，由此构成人车全面分离系统，把城市“架”了起来，成为典型的自动收缩型城市，没有交通拥堵和停车困难。

    由于市区紧缩、出行距离短以及同时具备步行、自行车、公交车、小汽车4套独立的、相互间没有平面交叉、四通八达且遮阳挡雨的道路系统，以小汽车为中心的交通突变为以绿色出行为主的多元化交通；小汽车使用率很低，无须限制小汽车，实现社会公平。

    中国青年报：您潜心研究多年的JD模式，广受关注，但为什么在城市规划具体操作上却很难得到实施？

    董国良：有人担心这套模式在老城区改建上无法操作，实际上，对不宜重建的老城区，可以只针对交通系统进行改造，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

    目前，长沙市已进行JD模式试点，实践证明，采用JD模式后环境优化，实现人居空间自动紧缩，人均建设用地仅18m2。在上海世博会上，JD模式是在国家馆展出的唯一的城市新模式。

    目前JD模式推广的最大难度并不在技术上，而在于人的观念，人们对这一颠覆性的城市新模式缺乏认知。人们往往对用老办法做事决心大、行动快，对新观念、创新性方式常常迟疑、观望。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让更多的人了解JD模式是今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